东垣古城遗址宫殿建筑遗存（局部）。 河北日报记者龚正龙摄
今年5月以来，在石家庄市东垣古城遗址公园，以“滹水汤汤 垣承千年”为主题的文化陈列展对外开放，吸引着众多市民前往参观体验，触摸石家庄的文明脉动。此前的2025年岁末，东垣古城遗址考古成果正式公布——在石家庄市区发现了两汉时期的真定国宫殿遗址，距今已有2000多年。
众多出土文物走进视野，鲜活的历史瞬间呈现在眼前，两汉真定国的神秘面纱也逐渐揭开。
回眸岁月长河——在华北平原与太行山脉的交会处，滹沱河水千年流淌，孕育了这片富饶之地。“真定国”这个仅存百余年的两汉诸侯国，在历史长卷中留下了独特印记。
从汉武分封到郡县改制，真定国的变迁是两汉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的缩影。今天，立足考古实证，我们能够更清晰地去梳理和印证那段历史风云。
东垣古城遗址宫殿建筑遗存（局部）。 河北日报记者龚正龙摄
汉武分封 真定国的诞生
真定，是怎么来的？
真定国前身是东垣城。东垣城诞生于战国时代，为中山国在滹沱河南岸的一个重要城邑。因地处要冲，遂成为燕南赵北间兵家必争之地。赵武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05年），赵国攻取东垣；公元前231年，秦置东垣县，后设恒山郡，郡治东垣。东垣作为一级行政单位的郡所，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河北中南部中心城市的开端。
但是，在汉初，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它也由此改了名字——
公元前197年，代相陈豨勾结匈奴在代地谋反，自称代王，其将赵利据守东垣。大汉王朝震动。汉高祖刘邦冒着严寒御驾亲征，率大军讨伐叛军。东垣城设防坚固，易守难攻，汉军攻打许久才拿下。东垣城破后，恰逢当年五月又下诏立秦南海尉赵佗（真定人）为南越王，使其成为汉朝的藩属国。真定这个名字，极有可能就是刘邦考虑到北方平定了陈豨的叛乱，南方又招降了赵佗，实现了真正的南北安定统一，所以才把东垣改名为真定，寓意天下真正的安定。
真定，从此走上历史舞台。然而，此时真定还未封国。
时间来到了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这一年，常山宪王刘舜薨逝。这位汉景帝之子、武帝异母兄弟的离世，揭开了一场政治变局。其子刘勃继位仅数月，便因“后妾不和，適孽诬争，陷于不义”被废黜，常山国除。此时的大汉帝国，正处于中央集权与诸侯分封的微妙平衡之中。七国之乱后，汉景帝、汉武帝继续不断削弱诸侯实力。
元鼎三年冬，汉武帝下了一道诏书，再次改变了滹沱河畔的政治格局：
“其封宪王子平三万户，为真定王。”刘舜的另一个儿子刘平，成为首任真定王。
不过，此时，武帝的分封方式已与景帝时期大不相同——不再以整郡或半郡之地分封，而是明确以“三万户”为标准。这一变化意味深长：一方面，朝廷严格控制诸侯王实力；另一方面，当时尚存的高祖至景帝功臣侯中，竟有封户达三四万者，列侯封户多于诸侯王的“礼法倒置”现象亟待纠正。
这个真定国有多大呢？四县之地，是一个微型王国的格局。
元鼎三年，武帝“析”常山郡四县置真定国。史书上的一个“析”字，意味深长。真定（治今石家庄东古城社区）、绵蔓（今鹿泉北）、藁城（今藁城南）、肥垒（今藁城西南），就是真定国的全部地盘。这是一个典型的“微型王国”——面积仅相当于现代几个县的范围，但是拥有完整的地方行政体系。
从历史趋势来看，真定国的建立是武帝时期王国分封模式转变的典型案例。这种“定量分封”，既保证了诸侯王的基本收入，又防止了地方势力过度膨胀。从地理格局看，真定国四县呈扇形分布在滹沱河南岸，西倚太行，东望平原。真定县作为国都，位于中心位置；绵蔓扼守西北山口，肥垒、藁城控制东南通道。这一布局既有军事防御的考量，也反映了当时的人口分布和经济重心。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绵蔓水与滹沱河一起构成区域水系网络，既提供水源，也形成军事阻隔。在更大的地理视野中，真定国所在的石家庄一带，北有滹沱河，西有太行山，东有大陆泽（古湖泊），南接平原，形成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种地形既有利于防御，也限制了扩张——或许这正是真定国百年间疆域不变的原因之一。
东垣古城遗址出土的“真定长乐”文字瓦当（修复后）。 河北日报记者龚正龙摄
七代传承 治世浮沉录
真定顷王刘平是王国的奠基者。刘平在家族危难之际受封，既是一种补偿，也是一场考验。三万户的封邑虽不算大，但在当时已属中等诸侯国水平。刘平在位二十五年，经历了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动荡，包括影响深远的“酎金失侯”事件。元鼎五年，汉武帝借酎金成色不足为由，一举废免106位列侯，其中多为汉高祖至景帝时期的功臣侯。
刘平之后，真定国王位平稳传承：真定烈王刘偃（公元前89年—公元前71年）、真定孝王刘申（公元前71年—公元前38年）、真定安王刘雍（公元前38年—公元前22年）、真定共王刘普（公元前22年—公元前8年）。这四位王在位时间较长，构成了真定国最稳定的时期。这一时期真定国曾分封遽乡侯国（公元前62年），按照汉制，诸侯王可推恩分封子弟为侯，但侯国需转属汉郡管辖，一方面削弱了王国实力，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真定国最后两代王侯的命运，与两汉之际的政权更迭紧密相连。
公元9年，王莽建立新朝。不久，真定国刘都等人起兵，后全部被处死。刘扬被降为真定公，第二年废爵为民。值得一提的是，真定王刘扬并未如其他刘氏宗室那般向王莽献媚求荣。在宗室纷纷屈膝的氛围中，刘扬未随波逐流，保持了宗室的尊严与气节。这份不事新莽的立场，使他在刘氏宗亲中别树一帜，也为他日后在河北的号召力埋下伏笔。
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刘秀征讨王郎至真定，为拉拢地方势力，迎娶了刘扬外甥女郭圣通（其母为真定共王刘普之女）。这段政治联姻，为真定王族的复兴埋下伏笔。建武元年，刘秀称帝，东汉建立，刘扬重新被封为真定王。然而据史料记载，真定王刘扬忽生异志，不愿称臣，诡造谶文，并与绵蔓贼人相勾结。光武帝派前将军耿纯携带符节巡视幽州、冀州，密令借机逮捕刘扬。耿纯到达真定，设计诱杀刘扬兄弟于传舍。
如今，正在考古挖掘的真定国宫殿遗址中，大殿有明显的火烧痕迹。
想象一下，两千多年前，这里矗立着一组宫殿建筑，下面是深厚的夯土台基，台上是木结构的殿宇。宫殿屋檐下用砖瓦铺设的排水设施，几何纹路依然清晰。整齐排列的铺地砖，有的素面，有的刻着精美的菱形纹。然而，考古发现的大量炭化木构遗存上还能看到明显的火焚痕迹。令人不禁联想，心思缜密的耿纯为彻底震慑人心、断绝后患，很可能在大殿放了一把火。这并非凭空臆测，耿纯确有以火决断后路的先例。早年刘秀北上时，耿纯率全族投奔，为坚定众人追随之心，曾派弟弟返回故里，将自家和族人的房屋全部烧毁。
虽然这座宫殿毁于大火，但也因此，很多建筑构件在坍塌后被埋藏保存了下来，封存了历史信息。这可能是历史的“垂怜”，给两千多年后的研究提供了“第一现场”，由此得以研究和复原。
历史上的那个瞬间，光武帝或是怜悯刘扬，次年五月下诏封“故真定王扬子得为真定王”，恢复了真定国。刘得（公元26年—公元37年在位）成为东汉首任真定王，也是最后一位。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汉王朝再度实现统一，光武帝调整宗室分封，建立以至亲宗室为核心的东汉王朝宗室分封秩序。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光武帝下诏，以“不应经义”为名，将族属疏远的长沙、真定、河间、中山等王降爵为侯。刘得被贬为侯，真定国除，并入常山郡。被降为侯后，关于“真定侯”这个爵位在东汉中后期的具体传承脉络，史书记载不详。东汉时期的侯国分封地理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在发生变化。由于汉明帝、章帝持续对侯国分封地理制度进行调整，至汉安帝时期，东汉的侯国分封地理制度已经基本解体。
依据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考证，在汉明帝永平十四年侯国表中已经找不到真定侯。从元鼎三年到建武十三年，真定国存续百余年。其终结标志着东汉初期“退王还侯”政策的实施，也预示着诸侯王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演变。
市民走进东垣古城遗址参观。 河北日报记者龚正龙摄
小国重镇 冶铁制造业兴盛
真定国所在的太行山东麓，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但《汉书·地理志》评价为“地薄”。为什么呢？据《汉书·地理志》载，真定国初封时“户三万七千一百二十六，口十七万八千六百一十六”。值得注意的是，至西汉末的元始二年，真定国户数仍为37126户，户数竟无增长。
这一奇特现象背后，隐藏着多重历史因素——
首先，真定国所在的太行山东麓是开发较早地区，土地开发已接近极限；其次，汉武帝后期至昭宣时期，全国人口增长普遍放缓。若以初封37126户为基数，考虑分封减少，则真定国百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6‰，既是西汉中后期社会发展的缩影，也反映了小型诸侯国的局限性。
但是，与此同时，西汉末真定国所在区域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90.6人，居全国第四。这种“高产贫地养稠民”的现象，一方面得益于滹沱河等河流提供的灌溉水源，另一方面，冶铁业等非农产业吸收了大量人口。
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岁率户二百”，可估算真定国财政收入。元始二年（公元2年），真定国领有四县，计三万七千余户。按户均年纳二百钱的标准计算，全年租钱收入约为七百四十二万五千二百钱。这笔钱以谷物形式缴纳，再按当时粮价折算。根据汉代粮食均价每石约三十钱，可粗略得出汉代一钱购买力约相当于今5.12元人民币的参照关系，真定国当年的地租总收入相当于今日人民币3800万元以上。
冶铁业是真定国经济的另一支柱。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常山郡蒲吾县境内“有铁山”。从考古发掘得知，绵蔓水沿岸有大片汉代冶铁手工业作坊遗址（今平山县至井陉县一带），说明西汉时期这里的冶铁和铁器制造业相当兴盛。冶铁业的发展，不仅吸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铁制农具的普及也提高了农业效率，形成“以工补农”的良性循环。1960年，石家庄市内发现了东汉鎏金铜牛，长11.8厘米，形象逼真，造型雄健，铸造工艺精湛，反映了汉代真定冶金业的发达程度。
真定国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其商业地位。西扼井陉口，东接华北平原，南达邯郸、邺城，北通幽燕。战国中晚期至秦代，伴随“初行为市”制度的推行，东垣已非寻常军事边邑。东垣古城遗址出土的印有“垣市”“垣亭”的陶文残片，说明彼时东垣城内已有建制完备的“市”。
货币流通方面，真定国作为西汉重要诸侯国，其货币发展深刻反映了西汉中晚期币制变革——
1963年秋，东垣古城遗址发现大批古刀币，重约15公斤，一千多枚，混合燕、赵货币，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东垣便与燕、赵等国贸易往来。1963年出土了西汉时期小半两钱石范，发现铜渣、铸坯的半两钱、小窑一座，此处曾是当时铸钱的小工场，可能是真定国铸钱的遗址。出土的四铢半两钱范、铜渣及废钱，佐证了当时官方主导的规范化铸造活动。1972年东垣古城遗址出土大小两类五铢钱范：大范一次铸16枚，小范铸14枚，体现了当地铸造技术的高效化演进。至元鼎四年汉武帝将铸币权收归中央，推行“三官五铢”，真定国的地方铸币活动虽告终止，但真定地区已深度融入西汉统一的货币经济网络。
东垣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不仅表明石家庄城市文明之久远，更是为了从悠久的文明传承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让这份厚重的文化遗产转化为滋润市民精神世界、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促进发展的宝贵资源。真定国百年兴衰，如滹沱河水般流淌而过，在历史长河中虽仅为一瞬，却映照出两汉政治制度的变迁轨迹。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并未随真定国的消亡而终结。真定之名穿越两千余年时空，最终沉淀为一方水土的文化记忆。
如今，滹沱河水依旧东流，而那130余年的王国往事，已化作历史长卷中一道深刻的印记，等待着后人继续探寻与解读。站在东垣古城遗址上望去，一场跨越滹沱河的文明接力因考古而清晰，文脉在传承中鲜活。这不仅是为石家庄一座城市的身世溯源，更是中华文明连绵不绝、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王栋 高学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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