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小伙菊地雄斗：我在石家庄做假肢

日本小伙菊地雄斗：我在石家庄做假肢

今年，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在社交媒体上红了起来，他导演的纪录片《我住在这里的理由》，用很多手笔来记录日本人在中国的生活。今年播出的第三季，摄制组来到石家庄，拍摄了一位叫做菊地雄斗的年轻人。

菊地雄斗，出生在日本福岛，90后。在旁人看来，他是个文静的小伙子，清瘦寡言。不了解的人也很难想象，菊地的职业是假肢矫形师。

似乎从出生起，菊地的人生方向就已经注定——他来自假肢矫形世家，一家几代，都致力于帮助残疾人用上最合适的假肢。

但在几年前，他也没想过，菊地家的手艺会随着他走出日本。

大学时，他遇到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丁宁宁，两人相处甚好，成为挚友。也因为此，此前从没来过中国的菊地，有机会了解假肢矫形在中国的境况。

大学毕业之后，面对丁宁宁的创业邀请，他没有太多犹豫，便收拾行李来到石家庄。

他会委婉地解释自己来中国的动机：假肢矫形在中国，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认真

从2019年10月到现在，菊地在石家庄已经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服务了30余位残疾人。这些残疾人多数来自本地，也有人从外地慕名而来。尤其是菊地那期《我住在这里的理由》播出后，他甚至有了自己的粉丝。

年轻帅气，工作细心，有残疾人评价他时会说，难以想象一个年轻人身上有如此匠心。

工作室的架子上，摆满了丁宁宁与菊地做的不同类型假肢模型。两个年轻人的心中，有一个共同而简朴的愿望——让更多中国残疾人，生活过得舒适一些。

菊地说，和日本相比，中国残疾人更换假肢的频率低一些。事实上，随着人体不断地生长和变化，假肢要时常调整和更换。精确，是影响舒适的最关键要素。

菊地雄斗为每位残障人士做接受腔时，都先会用手对残障人士的关节骨骼进行分析，然后用记号笔做骨性标记点。

为了让残障人士得到更好的走路体验，菊地雄斗会反复测量模型各个部位的尺寸，然后不断打磨石膏，这个过程要持续一个小时左右。

为了让接受腔更光滑做的树脂脱泡，菊地雄斗需要不断观察它的变化。

在为残障人士取型时，菊地雄斗用尺子对残肢进行测量，将数据精确到毫米，确认模型跟腿型是不是有变化。

喝酒

在长安区的运河桥附近，菊地雄斗租了一套房，和丁宁宁家住在同一个小区。每天，丁宁宁开车带着菊地到西二环外的公司上班。

无论是家还是公司，都不在市中心。除了喝喝咖啡，菊地没有更多的业余生活。他说，自己到中国本就是来工作的，家和公司两点一线，他没关系。

只不过，他对住所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换一个智能马桶。

时至今日，菊地依然单身。对于女朋友，他没有刻意找，也没有刻意不找。其实，菊地和这个时代很多中国年轻人一样，初识时腼腆，熟络后嘴贫。

  在菊地不多的爱好中，喝酒是重要的一个。他的冰箱里，除了酸奶和果汁，最重要的成员便是酒。对他来说，酒是在异乡的一种陪伴。但他几乎只在家喝——喝完就睡，睡醒去上班。

融入

来中国时，菊地的行李并不庞杂，其中很重要的一件，是父亲为一个日本儿童做的踝足矫形器。因为工作繁忙，也因为疫情影响，菊地已经一年多没有回过家。没事的时候，他时常把这个矫形器拿出来看看，既是感悟一下手艺，也是对家人的惦念。

  祖辈做这一行，让菊地从小便耳濡目染，更对残疾人有着特殊的情愫。在他看来，这样的情愫不分国界。

如今的菊地，在努力学习中文。不忙的时候，他会去咖啡馆准备中文考级。他希望能够尽快消弭语言上的障碍，为了更好地工作，也为了更好地融入在石家庄的生活。

  他也正在考中国驾照。在不远的将来，他会独自在这座城市行走。他觉得，只有更好地融入，才能更理解这里的残疾人，需要他做什么。

  美国文学家爱默生曾经说过，鞋匠之所以做出好的鞋子，是因为他别无所长。

菊地雄斗深以为然。

“半圈”

有时候，只需要他把假肢上的螺丝多拧半圈，使用者就会舒服许多。菊地的所做，就是为了每一个“半圈”。鞋的大小，只有脚知道。而菊地雄斗，偏要做一个知道假肢合不合适的矫形师。

  截至2019年，中国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6.34%，其中下肢截肢人数超过170万人。随着人民经济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残疾人对假肢的需求不再仅仅局限于笨重的被动式假肢，假肢智能化、功能多样化、性能优良化成为现在假肢行业竞争的目标。

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也正是他和丁宁宁，这两个异国兄弟的初衷：让中国的残疾人，用上最合适的假肢，让残疾人尽可能地接近正常人生活。

目前，菊地和丁宁宁的公司规模还不大，但并不妨碍他们用心走向更远的未来。

比如说，菊地喜欢去健身房，哪怕没时间去，也会在家进行锻炼。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喜欢健美——他说，他们会要求顾客健身，“如果自己是个胖子，去要求顾客就很没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