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离世，享年59岁

原标题：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离世，享年59岁

大卫·格雷伯 图片来源：pmpress.org

9月2日，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颇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威尼斯的医院离世，享年59岁。

格雷伯的妻子妮卡·杜布罗夫斯基（Nika Dubrovsky）于9月3日上午证实了他的死讯。杜布罗夫斯基在推特上说：“昨天，全世界最好的人、我的丈夫和挚友大卫·格雷伯，在威尼斯的一家医院里离开了人世。”死因尚不明确。直到去世前一天，格雷伯还一直活跃在推特上。

大卫·格雷伯因其对官僚主义、政治和资本主义的尖锐描写而闻名，他曾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领军人物，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人类学教授。他著有多部关于官僚主义和经济学的畅销书，包括《扯谈的工作：一个理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和《债：第一个5000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他的最后一本书《万物的黎明:人类新历史》（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将于2021年秋季出版，该书与大卫•温罗夫（David Wengrove）合著。

历史学家罗格斯·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称格雷伯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和杰出的作家”，而《卫报》专栏作家欧文·琼斯（Owen Jones）则称他“是一位智慧的巨人，充满人性，他的作品激励、鼓舞和教育了许多人”。工党议员约翰·麦克唐奈（John McDonnell）写道:“我把大卫视为一个非常珍贵的朋友和盟友。他打破传统的研究和写作为我们开辟了新的思维和政治激进主义的创新方法。我们都会非常想念他。”

格雷伯在企鹅兰登书屋的编辑汤姆·佩恩（Tom Penn）表示，出版社对此感到“震惊”，称格雷伯是“一个真正的激进分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先驱性的”。

佩恩说：“格雷伯鼓舞人心的工作改变并塑造了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在他的书中，他那持久的、孜孜不倦的好奇心，他那充满嘲讽而犀利的针对传统秘方的挑衅，都闪耀着光芒。最重要的是，他想象一个更美好世界的独特能力也发挥了作用，这种能力源于他深刻而持久的人性。能成为他的出版商，我们深感荣幸，我们都会想念他，想念他的善良，他的热情，他的智慧和他的友谊。他的离世所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但他留下的遗产是巨大的。他的作品和精神都将永存。”

格雷伯1961年出生于纽约，他的父母在政治上都非常活跃——他的父亲参加了西班牙内战，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个国际女士服装工人联合会的成员。格雷伯对学术的兴趣始于青少年时期，那时他就开始翻译玛雅象形文字。他曾在纽约州立大学学习采购学，1996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之后，他获得了著名的富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fellowship），并花了两年时间在马达加斯加进行人类学实地考察。

格雷伯的第一份教学工作是在哈弗福德学院担任人类学助理教授。1998年，他开始在耶鲁大学担任副教授。2005年，在他即将获得耶鲁大学终身教职的前一年，学校决定不与他续约，格雷伯怀疑这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当时，有4500多名同事和学生在支持他的请愿书上签了名，耶鲁大学转而向他提供了一年的带薪休假。2015年，他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我想我有两个弱点。第一，我似乎太喜欢我的工作了；其次，我来自错误的社会阶级——工人阶级。”

2011年出版的《债：第一个5000年》让他一举成名。在书中，格雷伯探讨了所有基于金钱的社会关系背后的暴力，并呼吁消除主权债务和消费者债务。

尽管评论家们对它褒贬不一，但它的销量却很好，从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到拉塞尔·布兰德（Russell Brand），人人都对它赞不绝口。

格雷伯在他2013年出版的书籍《民主项目：一段历史，一个危机，一场运动》（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中继续探讨他的理念，这本书谈到了他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工作。2015年，他出版了《规则的乌托邦：关于技术、愚蠢和官僚机构的秘密快乐》（ 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该书的灵感来自于他在其母死前帮她安顿种种事务的努力。2018年，他在《扯淡的工作：一个理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中指出，大多数白领的工作毫无意义，技术进步让人们工作得更多，而不是更少。

大卫·格雷伯在演讲 截屏图

格雷伯说：“很多人，尤其是在欧洲和北美，把整个工作生涯都花在了他们认为不必要的事情上，这种情况对道德和精神造成的损害是不可磨灭的，这是我们集体灵魂上的一道伤疤。”他甚至承认自己的作品可能毫无意义：“社会价值不可能有客观的衡量标准。”

格雷伯从十几岁起就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是库尔德自由运动的支持者，也是他在叙利亚罗贾瓦自治区看到的“非凡的民主实验”的支持者。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开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他是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关键人物。

2015年3月接受《卫报》采访时，格雷伯将“占领华尔街”运动称为“后官僚社会的实验”。格雷伯表示，示威者希望向公众表明，人们可以在没有官僚主义的情况下履行银行的职能。他说，在抗议期间，祖科蒂公园有一个装有80万美元捐款的塑料袋，因为“占领华尔街不能有银行账户”。格雷伯说：“我总是说，行动的原则是坚持要表现得好像自己已经自由了。”

不过，格雷伯否认了自己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所提出的“我们是99%”的口号，即使这句口号令他广受赞颂。他说：“我最初确实建议我们称自己为99%。但后来，两名西班牙抗议者和一名希腊无政府主义者在这句话上加了一个‘我们’，后来，一个老兵加了一个‘是’。他们还说我们不能通过委员会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我可能会把他们的名字写进去，但考虑到警方情报机构一直在追踪早期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组织者，也许不写会更好。”

在他的推特页面上，格雷伯把自己描述为“一名人类学家，有时做做这样那样的事。我认为无政府主义不是一种身份，所以不要叫我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