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莉·鲁尼《正常人》:我们准备好做正常人了吗?
河北

萨莉·鲁尼《正常人》:我们准备好做正常人了吗?

2020年07月31日 12:36:03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萨莉·鲁尼《正常人》:我们准备好做正常人了吗?

说起来,故事好像在哪儿听过:

一个小镇,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好学生,同班,表面上没有交集,私底下发生了关系。然后高考,进了同一所名牌大学,在一起,然后分开,各自有了交往对象。女孩有受虐倾向,而男孩患上抑郁症,艰难维持学业。最后,两人总算重新在一起,不久后男孩要出国留学,不得不再次分开。

这种故事会不会成为饭桌上的谈资,会不会有人听后嗤之以鼻,说,“这两人有毛病吧,不正常。”

把小镇叫作卡里克里,女孩叫作玛丽安,男孩叫作康奈尔,这就是爱尔兰作家萨莉·鲁尼第二部长篇小说的故事梗概。对了,这部小说叫作《正常人》。

小说《正常人》中文版

小说《正常人》中文版

《正常人》改编剧集

《正常人》改编剧集

正常,一个平凡的词,一个好用的词。标准很低,满足了也不值一提似的:“这很正常嘛”。可一旦被排除在外,就突如其来得有了杀伤力,斩钉截铁的样子——“这不正常!”一天天过去,用的人好像没怎么想过,“正常”的准绳是什么,定标准的人是谁。

希腊神话里有个绰号“铁床匪”的妖怪。有两张铁床,一长一短。骗来旅客,他让小个子睡大床,将其身体拉至与床等长,直到断气;又让大个子的睡小床,将伸出床沿的脚砍掉。那两张铁床大概就是铁床匪心中的“正常”。

萨莉·鲁尼要是遇到这两张铁床,肯定会把它们砸得稀烂。她喜欢拷问定义,然后瓦解它。对她笔下的人物来说,词语太小,常识太窄,根本放不下她们感受到的现实。她们只好拒绝被它们定义。《聊天记录》里,弗朗西斯和前女友博比和好,但不希望被视作“复合”,于是她们发明了一个笑话,问大家也问自己,“什么是朋友?”“什么是聊天?”

这种问题是不会得到确切答案的,但它可以拒绝被世俗规训。

萨莉·鲁尼

萨莉·鲁尼

什么是正常的人生?

《正常人》里,玛丽安和康奈尔面临的问题更复杂。相较从事艺术创作的弗朗西斯和博比,他们更普通,需求更简单。这是两个有点破碎的小孩:康奈尔没有父亲,母亲十七岁时未婚生下他,独自打工将他养大;玛丽安童年时被父亲殴打,父亲离世后被母亲和哥哥冷漠对待,感觉自己不值得被爱。他们渴望正常,因为那是大多数人都在的地方,获得爱的概率更高,受伤的可能更小。但那正常究竟是怎样的,学校不教,大家也缄口不谈。带着困惑,康奈尔希望“自己知道别人私下里是怎么生活的,这样他就能模仿他们”。

这种困惑在填报高考志愿前夕达到了顶峰。他开始体会到选择带来的撕裂感,“感觉自己实际上是两个人,很快他就必须选择一个作为全职,把另外那个抛在身后。”是去老家附近的大学读书,和原来的圈子待在一起,按部就班地活下去,还是去都柏林的名校,参加晚宴,讨论时事和文学,与奇怪的女孩谈奇怪的恋爱,然后越走越远?

逃离小镇认可的正常轨道需要勇气。哪怕康奈尔在玛丽安的鼓励下做出决定,他仍然感受到逃避选择的诱惑:“有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可以保留两个世界,两种人生,他可以在二者间穿梭,像穿过一扇门般简单。他可以获得玛丽安这样的人的尊重,同时在学校受人喜爱,他可以有秘而不宣的观点和喜好,不会有什么冲突,他永远不用在二者间做出选择。他只需要一点点的伪装,就能存在于两种完全独立的生活里,永远不会直面那个终极问题:他该怎么活,他是怎样的人。”

康奈尔自己也知道,这是一种错觉。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追上他。

什么是正常的亲密关系?

《正常人》改编的电视剧一出,有人欢呼,终于有一个不狗血的校园青春爱情故事了。两个年轻人的爱情,终于不用被堕胎、车祸、绝症、第三者所打断,甚至不以世俗意义的恋爱关系为节点。它终于变得宽广起来。成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事。在小说扉页的题词里,萨莉·鲁尼引用了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丹尼尔·德龙达》:

“精神状态的变化是一个秘密,人们将它恰当地命名为‘皈依’,对我们当中许多人来说,无论天或地都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启示,直到某种个性同他们的相碰,带来一种不同寻常的影响,并迫使他们接受它。”

小说的一个瞬间,康奈尔说玛丽安并不是大家想的那种人,她很惊讶,因为她以为自己被囚禁在一个单一人格里,很难轻易改变。康奈尔的话让她意识到,“如果她和(他)在一起时变得不一样了,那么这种改变并没有发生在她的内部、她的人格里,而是发生在他们之间、他们关系的张力之中。”

爱情在鲁尼笔下被陌生化。脱离男欢女爱的脂粉气,它变得安静、肃穆起来——人和人相互理解、彼此改变的事,怎能儿戏?就像辛波斯卡在《金婚纪念日》里写,“他们一定有过不同之处/水与火,相互远离/在欲望中偷窃并赠予/攻击彼此的差异”。

人人都说萨莉·鲁尼会写性。《纽约时报》评价《正常人》电视剧,“严肃认真地对待性爱”。其实在我看来,康奈尔和玛丽安之间进行得最激烈的是观点的交锋。“有时他觉得自己和玛丽安像花样滑冰选手,即兴地进行讨论,如此熟练而完美地同步,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她优雅地将自己抛到空中,尽管他不知道要怎么做,却每次都能将她接住。他们知道在入睡前可能还会做一次爱,于是聊天变得更加愉悦,而他觉得,他们亲密无间的讨论,话题时而抽象时而个人,也让做爱的感觉更好了。”

那些影响两性关系的因素,鲁尼也写,比如金钱、阶级、家庭。康奈尔会思考金钱的流动轨迹:他母亲每周去玛丽安家打扫卫生,领取放在牛皮纸信封里的工资,其中一部分又流到他身上,再由他花在玛丽安身上。两个家庭之间的差异偶尔让他和玛丽安窘迫,让他们无法解读对方的沉默,但从来不会阻止他们继续交往。这种洒脱一部分来自二十一世纪的高等教育,一部分来自他们的个性。无论发生什么,康奈尔和玛丽安似乎总能在身侧竖起一道结界。他们一旦走进去,杂音便消失,世界再次只剩下他们的低语。

“私密”是这段年轻关系的关键词。康奈尔不止一次感叹,每次和玛丽安说话,他都有一种完完全全的私密感,它强烈到几乎“压在他身上”,“和她在一起就像打开一扇离开正常生活的门”。他们很少在公开场合示爱,不会向外界透露性爱的细节,甚至扭捏于宣布恋爱关系。这种行为几乎是“反社交媒体”的——以绝对的隐私换来绝对的信任和绝对的安全感,给予这段关系你能想象到的呵护——或许只有活在社交媒体时代的人,才能做得如此决绝。

钟娜,小说《正常人》中文版译者

钟娜,小说《正常人》中文版译者

什么是正常的人格?

让我们来聊一聊疾病吧,鲁尼仿佛在邀请。康奈尔在两种人生之间的挣扎尚未解决,高中好友的自杀已将他推向崩溃的边缘。他患上了抑郁症。与此同时,身在瑞典交换的玛丽安精神状态也出现问题,她开始厌食,渴望被人掌控,感觉自己一无是处,内心空无一物。

通过描写康奈尔对学校心理咨询处的观察,鲁尼点出了当下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潜在态度。康奈尔发现,咨询处前台和等待室之间隔了一面玻璃板。“他知道安装玻璃隔板背后的逻辑:有精神疾病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污染的,具备潜在危险。哪怕他们没有在失控的暴力冲动之下袭击桌后女子,他们还是可能会对着她呼出某种微生物,导致她沉迷于过去所有失败的情感经历中。”

精神疾病因其无形无踪、无法控制,一直以来被人们像灰尘一般扫到角落,避而不谈。正如玛丽安所观察到的,精神世界是个体无法逃脱的空间。当它健康时,它如同一个无边无界的花园,让人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一旦出现问题,它就化身一间牢笼,将心灵关押在肉身的栅栏之内。这一点在玛丽安逃入卧室,躲避发怒的哥哥时,通过她的心理活动得到深刻的展现:

“自打孩提时代起,她的人生就不正常,她知道的。但如今很多事都被时间所覆盖,就像叶子落下,盖住一方土壤,最终和泥土混在一起。她那时的遭遇已经埋入她身体的泥土中。她想做一个好人。然而内心深处她知道自己是个坏人,一个堕落的、错误的人,尽管她那么努力地去做对的事、树立正确的观点、说对的话,但这只是掩盖了她内心埋藏的东西,那个邪恶的自己。”

然而玛丽安真的不正常吗?换句话说,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真的应当被排除到“正常”之外吗?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开始就给出答案,“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由于玛丽安的许多遭遇都在紧闭的家门背后发生,就连康奈尔也花了几乎一本书的时间,才真正理解和接受她的心理诉求,甘愿牺牲自己“正常”的一面,以满足她的脆弱。正因如此,当我们伴随这两个年轻人,来到他们故事的尾声时,才会由衷地认同玛丽安对这段关系作的结语:

“(如果不是因为彼此)他会在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过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他对待女性的方式也会不同,他对爱的期许也会不同。至于她自己,她也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她会得到幸福吗?那会是怎样的幸福?这些年来,他们就像一盆土中的两株植物,环绕彼此生长,为了腾出空间而长得歪歪扭扭,形成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姿态。但最终她帮助了他,她让一种新的人生成为可能,她可以永远为此而欣慰。”

“歪歪扭扭”,是鲁尼作为作者的表态。没有可以作为标杆和范本的正常人生、正常感情、正常人。就如同土地不会长出毫无弯曲的树枝和没有瑕疵的果实。那些希望在鲁尼的小说中获得“正确三观”的读者,和那些在菜摊上挑拣“完美蔬果”的消费者一样,只会鼓励市场炮制出更多寡淡无味的商品。风味与美不会在那里。正如美国作家查尔斯·巴克斯特在《潜台词的艺术》中写道,“在小说里,人们无需装作比他们实际的更好,人物可以并且应当发生冲撞,产生戏剧性场面,欲望终将实现,而所有的真相都是美的。”

(本文作者钟娜系小说《正常人》中文版译者,现居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