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鸣:“南方”背后有中国电影的新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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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鸣:“南方”背后有中国电影的新思潮

原标题:高鸣:“南方”背后有中国电影的新思潮

离经叛道的“中年危机”

在前不久的鹿特丹电影节上,中国导演高鸣的电影《回南天》全球首映,引起了业内的关注。这部电影,是这位中年人的第一部大银幕作品。在此之前,他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业内资深的设计师。

据说,现场有位法国的制片人对他说,“你的电影让我想起了尤奈斯库的戏剧《犀牛》,电影看起来是从现实提取素材,但总在不经意处给我荒诞感。”在高鸣看来,现实而荒诞,也许正是“南方电影”的魅力。

高鸣是江西客家人,自小喜欢美术,后来考上了美术院校。本来想去北京追求艺术梦想,见识过圆明园“画家村”的状况,知道独立艺术家的艰辛,他们在最困难时吃饭都是问题。当时赶上深圳大发展,高鸣告别自己的老师,心想先去深圳挣钱,等有钱了再回北京画画。老师到底是过来人,告诉他去了深圳恐怕就不会再回来了。

导演高鸣。

果然,高鸣接触到了中国最早的平面设计展览,迷上了这个新鲜事物,也迷上了万象更新的深圳。转行之后,他如愿进入梦想中的设计公司,结婚生子,一步步奋斗,有了自己的产业……如果不是“中年危机”的到来,他的人生几乎可以说是“深圳梦”的现实样板。

高鸣是喜欢深圳的。在他看来,这座城市有种平等的精神,也能给努力的人以机会,这是一个适合创业的地方。高鸣和妻子奋斗多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陷入到了无休止的事务中。在公司和家庭的夹缝中,他感到时间的流逝很快:以前曾经拍摄的一些纪录片素材,也没有机会再拿出来剪辑。直到前几年,事业遇到一些阻碍,上了快车道的人生又慢了下来,难免陷入到另一种沮丧的情绪里。

对于很多人来说,度过中年危机的方式,也许是默默承受,也许是离经叛道。高鸣选择用拍电影的方式,回溯自己的人生。《回南天》的故事,是他在一段比较失意的时期里,一边钓鱼一边想出来的。人们也许很难想象在城市的中心,有这么一片空旷且无人的废弃公园。身处其中,高鸣突然感觉,自己被空间召唤出来的情绪所震慑。

业余电影时代:盗版碟和独立电影

高鸣和独立电影圈的缘分很深。当年还在设计公司工作时,他接触到了电影,并很快迷恋上了“淘碟”。广东是中国盗版碟的重要生产基地,数不清的电影碟片充斥着市场。只要愿意,什么样电影都能找到。像很多资深影迷一样,高鸣迅速入坑,开始了电影的自我教育。

没多久,高鸣成为了早期民间放映社团之一“缘影会”的会员,见证了中国独立电影最野生和蓬勃的时期,第一次看到了贾樟柯的《小武》。“原来电影还可以是这样的”,他感觉神经被刺激得兴奋起来。随即,添购了一台家用DV,总想着拍些自己的东西。

在淘碟的过程中,高鸣认识了一个卖盗版碟的小伙子,外号叫“排骨”。据说,深圳的影迷都曾经在这个人手里买碟。“排骨”自己只喜欢看《马大帅》,却凭借一本书对艺术电影如数家珍,不时还可以根据顾客的选择推荐电影。高鸣觉得这个人有意思,就拍了一个纪录片《排骨》,被誉为中国盗版碟兴盛往事的难得见证。

2006年,《排骨》参加了第3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2007年,再度参加了“云之南”纪录片双年展等活动,结识了一批在中国独立电影历史中留下声名的前辈。回想那个时代,高鸣深有感触:那是一个所有人可以自由交流的年代。他回忆在北京参加影展,第一次见到栗宪庭、吴文光这些“传说人物”,大家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讨论艺术和电影,形成了一个自由的“乌托邦”。

纪录片《排骨》截图。

返回深圳后,高鸣兴奋得开始自己创作剧本。他想起一位多年前熟悉但已经失去联系的朋友,想要再去寻找却得知对方已经离开深圳,不知所踪。据此灵感,高鸣创作了剧本《白墙》。

有朋友看完剧本后甚是喜欢,在他们的资助下,花了十几万拍摄出来。拍电影的过程并不容易。高鸣发现,自己对拍电影还停留在概念阶段,整个剧组也处于业余和半业余的状态。摄影师问自己如何走位,高鸣只好反问走位是什么,让对方跟着感觉走……

片子拍完后,高鸣觉得和自己想象中的电影出入太大,加之生活境遇的改变,拍剧情片的尝试算是告一段落,只是留下了一个电影梦,时不时地牵绕着自己。那些年来,高鸣逐渐养成了随时拍点东西的习惯,从携带DV到数码相机,日积月累地积压了不少素材。“这些要是剪辑出来,也有好几部片子呢。”他无不遗憾地说。

“我的电影是现实透过心底生成出来的幻象”

《回南天》是一部具有南方气质的电影。在深圳生活多年,高鸣把自己的日常见闻杂糅进去,虚构出了两男两女的电影故事。来深圳打工的一对情侣,和他们各自偶然遇见的神秘异性,发生了不可名状的爱情故事。初看之下,会以为这是一部关注底层的现实主义电影;再往后观看,才会发现并非如此:这部电影,并非试图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意欲营造某种氛围。

高鸣把自己的私人记忆带进了主人公的电影世界:他从小喜欢美猴王,就设定主人公是学戏的“美猴王”,一身功夫无处施展,只能做个公园的保安,四处游荡;有段时间,他总是看到对面窗户的女孩跳健美操,后来听说对方可能被人包养又被抛弃,他便设定了一个类似气质的女孩角色,在电影里如同“幽魂”般游荡……

《回南天》弥漫着一种神秘气息。

“回南天”,通常指每年春天气温开始回暖而湿度开始回升时的南方特有天气现象。那是一段时间阴晴不定又极为潮湿的日子,也符合高鸣对自己电影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暧昧的具象化描绘。

《回南天》的开场,闷热的气息便扑面而来:居住在城中村的无聊男孩,对着墙壁自顾自打乒乓球,女孩在蚊帐里百无聊赖,接着是情侣之间的长久对峙和无言……这部电影的对白很少,主人公像被某种低气压所笼罩,展现出非常生活中的特有张力。尽管电影无意展现生活的苦难,但通过人和空间的互动,隐约表达出了精神性的关怀。

在《回南天》的男男女女身上,很容易看见王家卫或侯孝贤、蔡明亮的影子,这在日益兴盛的“南方电影”中并非孤例。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南方,这种电影既可以被看做“迷影”的模仿和致敬,也可以被看做某种自觉生发出来的文化意识。

“南方”的背后:

去中心化的愿望和崛起的地方意识

近年来,“南方”不仅仅作为一个地理坐标,而是作为一个概念,被植入于电影的创作之中:电影打破了过去以北京为中心的垄断势头,地方意识在电影创作中逐渐抬头;不仅电影故事发生地远离北京,精神气质也与过去不同,因而媒体制造出“南方新浪潮”、“杭州新浪潮”等新名词。抛开这些带有噱头意味的话语,这种命名的背后蕴含着一种真实的情绪:去中心化的愿望和地方意识,正在中国电影创作者群体内滋生出来,愈演愈烈。

《回南天》海报。

过去,我们不能想象一位剧情片导演,生活在远离电影工业中心的地方。但在当下,这似乎并非难以克服之事。不仅如此,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南方的地域文化正日渐生发出某种独立性,并通过新一代导演的作品表达出来。也许,高鸣很难被形容为“青年导演”,但他的作品和此前我们关注的新导演一样,关心个体命运的同时,努力进行着形式化的探索。

在高鸣看来,所谓“南方”,不同于“北方”的光明阔大,而是具有某种神秘性和灵动性。南方,既可以是地理的实指,也可以是概念的象征。在他看来,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也可以是“南方电影”,因为它具有一种非人力的神秘性。这些电影并非写实主义,更像是讲述别人的故事,实则全是极为个人的表达。

或许,这也可以被看做“南方新浪潮”的特点之一: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也没有斩钉截铁的笃定,在难以捉摸、不可名状的暧昧中,反而更能够把握时代的律动,或者更容易捕捉城市化进程中的人的精神状态。

在采访的过程中,高鸣有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在深圳,除非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大家都有很强的界限感。这种界限感,正是城市生活所带来的:越是城市化程度高的地方,越是如此。高鸣把握住了深圳的人情,《回南天》正是对此的具象化表达。

中国几十年的发展,与农村的瓦解和城市的兴起有关。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饱含着失落。这种失落,既伴随着文化意义的失落,也伴随着情感意义的失落。高鸣也几次谈到自己观看《东京物语》的感受:父母老了,田园将芜。

近些年来,中国电影的关注场域,从上世纪的农村一步步挪向城市,从群体的命运到个人化的表达。地方意识,正是在这种变化中逐渐形成的。观看着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电影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从前向往其中的都市气息,而现在这种华丽的“世纪末”的情绪正向我们袭来,成为一种21世纪新的症候群——个人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都市病症。

孤独和失语缠绕着我们,无处诉说,或无法诉说。在《回南天》里,有一种引而不发的批判:个人生活真的和现实无关吗?在拍完《回南天》的第二天,电影里的那个废弃公园就不再让人进入,据说会改造成一个新的CBD中心;电影中的另一处外景地——深圳最大的城中村“白石洲”,也面临着拆迁。这些外景地的变迁,都鲜明而激烈地写照着城市的问题。

而这,正如高鸣所说的那样:自己的电影,是私人化的;但镜头捕捉到的东西,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