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努埃尔·普依格:南美文学“后爆炸”时期的代表作家
河北

曼努埃尔·普依格:南美文学“后爆炸”时期的代表作家

2020年01月17日 09:49:15
来源:澎湃新闻网

原标题:曼努埃尔·普依格:南美文学“后爆炸”时期的代表作家

到了现在来说,对我拍电影产生最大影响的正是他(曼努埃尔·普依格)。 

                          ——王家卫

曼努埃尔·普依格(Manuel Puig)是一位渐被遗忘的作家。在中国,关于他的资料不如一位过气三流女演员,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豆瓣小组只有7个话题,43位成员。与之相比,马尔克斯小组有一万名成员。

他是南美文学“后爆炸”时期的代表作家。所谓“后爆炸”是相对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南美的“文学爆炸”而言,步入七十年代,“文学爆炸”余波犹存,异议也开始涌现。后爆炸时期的作家集中批判“文学爆炸”写作者的精英倾向,并强调写作应贴近民众,使用更加通俗易懂的风格来表达思想。普依格被后人汇入“后爆炸作家”,就与他的作品擅用口语、俚语,风格通俗有关。

彼时,拉美地区正在经历又一轮政治动荡。智利、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等地都爆发了经济危机和政权变更,曾经在拉美如火如荼的左翼粉红浪潮被重挫,取而代之的是军政府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结合的新统治术,这些军人独裁者依靠恐怖镇压而起家,他们一边大肆拘捕左翼知识分子,一边寻求美国帮助,以芝加哥学派的经济方针为指导,放开市场,大量引入外资,同时把大批国营企业化为私有,以饮鸩止渴的方式实现经济复苏。身处那个时代,普依格的小说与政治密切相关。在《布宜诺斯艾丽斯事件》《伤心探戈》里,他书写了政治动荡对一代人心灵的创伤,普依格的小说里充满了破碎的孤独者形象,他们或是曾参与革命,或是生活于底层,这些人对政治动荡的嗅觉是最敏锐的。

凭借着对现实的有力呈现,普依格成为南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标志性作家,但他被一些中国读者知道,主要还是因为王家卫和严歌苓的推荐。

在1995年和记者林耀德对谈时,王家卫说:“南美作家影响我最大的是写《蜘蛛女之吻》的那个作者。”

曼努埃尔·普依格

严歌苓赴美学习时,也对普依格赞誉有加。她说:“到1995、1996年时我完全能同情同性恋了。原因吧这期间我接触了两个女同性恋者。她们暗恋我很长时间,我却一直没有察觉。直到还是旁边的友人跑来告诉我,谁谁在野地里采野花给你就是非常明显的姿态,虽然我不可能接受她们的感情,但她们的表达方式、姿态让我感觉到特别美好,没有半点要强迫我意志的地方。我意识到自己以前对同性恋的看法是错误的。”严歌玲对同性恋的看法的转变,就与普依格的小说《蜘蛛女之吻》有关。她第一次看的是电影《蜘蛛女之吻》,后来补看原著,又阅读了书写普依格的传记,因为这本小说,她流了很久的眼泪,从此“对同性恋的庄严、壮丽、尊严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认识。”

普依格对性的感觉是美好的,在他看来,“性只是愉悦和游戏,本身很单纯,性行为是与食素一样的行为,同吃、睡一样很重要。”有趣的是,普依格身为男性,在日常中则以“职业女性”自称,他在性向上更认同自己是一个女人。

尽管收获王家卫和严歌苓的欣赏,中文世界对普依格的研究仍少之又少,连最基础的文本——对普依格作品的翻译都不多。《蜘蛛女之吻》名声在外,所以有一些中译文,但即便是王家卫喜欢的《布宜诺斯艾丽斯事件》《伤心探戈》,在中文互联网也搜不到中译本,焉论对它的分析解读。

作为一位后现代主义作家,普依格大器晚成。他早期作品具有很强的实验性质,在六十年代,普依格更像一位“文学爆炸”的追随者,他喜欢通过一个故事进行不同的叙事探索,比如《红唇》,这部小说实验性很强,对技巧的重视甚至到了喧宾夺主的地步。后来,普依格走上转型之路,《丽塔·海华丝的背叛》《蜘蛛女之吻》与《伤心探戈》就是他的转型之作。它们被泛美关系研究中心译成英文出版,因此在英文世界颇为流行,并流传到了中国。

《丽塔·海华丝的背叛》是普依格的处女作。1970年,这部小说登上《纽约时报》图书畅销排行榜。小说以著名好莱坞女明星丽塔·海华丝命名,那是普依格心中的爱神,为了征得她的同意,普依格特地写过信给她。

故事发生在一个偏远的阿根廷小镇,要到达这座小镇,需要花费十二个小时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乘坐火车穿越潘帕斯草原。小说的主要人物是男孩多多和他的女神丽塔·海华丝。多多憧憬着海华丝,想要一步步接近她,出于对女神的迷恋,多多不仅写下了海华丝的姓名缩写R.H.,还用绘画再现她那充满挑逗意味的穿着打扮。某种程度上,多多是住在普依格心理的小男孩,他对女神爱而不得。

在现实生活中,普依格曾两次接触海华丝。张永义在《丽塔·海华丝:背叛与救赎》中写道:“1971年,在墨西哥的一家旅馆里,小说家(普依格)恳请红颜已老的丽塔·海华丝能够在《姬黛》(Gilda,1946)的电影剧照上签名作为纪念,没有想到这位言行轻浮的一代妖姬居然泪流满面,极为伤心地说:“我不相信我背叛了你!”而当普依格最后一次造访丽塔·海华丝时,悲哀地发现这个经常以负心女子形象示人的爱神已经折断了翅膀,可怕的老年痴呆症剥夺了她的记忆和美丽。”

《丽塔·海华丝》之后,普依格发表了《红唇》,反响平平。而真正奠定他文坛地位的还数《蜘蛛女之吻》。这部发表于1976年的小说,是他最知名的作品,也是中文世界了解他的主要文本。

《蜘蛛女之吻》的故事发生在布宜诺斯艾丽斯的监狱里,政治犯瓦伦蒂和同性恋莫利纳是主人公。他们前途未卜,志趣各异,却在监狱这个封闭空间彼此产生同情。一天天一夜夜,他们讲起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勾连起阿根廷的社会场景和时人的心理困境。

《蜘蛛女之吻》

《蜘蛛女之吻》写的是七十年代的阿根廷。当时的阿根廷由军政府统治,社会动荡、政治混乱、毒品泛滥,同性恋等话题非常敏感。普依格在这种环境下书写性与政治,可见他的勇气。这是一部精妙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它既表现了普依格对同性恋的同情态度,也呈现出阿根廷高压政治生态下个体的压抑处境。尤其是像瓦伦蒂这样有革命念头的人,在被当局掌握后,他只有死路一条。当局没有立刻处死他,只是为了从他口中套出更多同伙的踪迹,好对革命派一网打尽。

这部小说不只表达出普依格对社会现实的敏感,也呈现了他探索不同叙述手法的决心。普依格像一个游戏者,娴熟地使用各种叙事方式,穿插富有镜头感的语言和套中套般的故事。这使他的作品非常适合改成电影。但普依格又不想玩弄小说人物,他曾说:“用第三人称叙述就意味着玩弄这些小说人物,这在我看来是很反感的。对我来说可能的是,从一开始就记录他们每一个人的声音。”

小说体现出命运对个体的捉弄——原来认为自己是异性恋的瓦伦蒂,在与莫利纳朝夕共处后,却与莫利纳这位同性发生性关系。而莫利纳本来对政治毫无兴趣,却因瓦伦蒂的感召,决定冒死替瓦伦蒂与革命战友接头,结果死于特务枪下。瓦伦蒂成为“同志”,莫利纳死于政治。生命的荒谬呈现于此。透过二者命运的交错,普依格还原了一种朴素的道德冲动,它类似于中国的侠义精神,但又多出一丝爱的维度。

《蜘蛛女之吻》像一部披挂异国风情的王氏电影,打趣的说,它很适合被王家卫改编。从时间线来看,《蜘蛛女之吻》并非从头开始的顺序,它以两位主角进入监狱为文本内的起始时间点,而瓦伦蒂和莫利纳过往的行为,比如他们为何进监狱,都藏在了他们在监狱的对话。小说尽管是后现代主义题材,却也不乏对人物心理活动和梦境的描绘,最典型的就是结尾瓦伦蒂对蜘蛛女的想象。第一人称叙述、同性恋、碎片化、拼贴化的剪辑、一个一个短故事、爱而不得的结局、梦境,都给予王家卫灵感。

普依格深知什么是小说的魅力,他不会直勾勾地抨击那些坚固的东西,他要将平凡人物放在作者构建的情境里,通过令人可信的情节与冲突,“特殊环境”里交错出的情感,令读者对小说中的被压迫者或边缘人产生共情。当我们仔细想一想瓦伦蒂和莫利纳的处境,最让人绝望的是他们逃无可逃,只要还在那个小说构建的环境里,他们注定会被监控、会被绞杀、会不容于世人、会被一步步折磨至死。

普依格并不是一个宗师级的小说家,他得到学院的部分认可,可威望又远远不如马尔克斯、略萨、富恩特斯、博尔赫斯这些名家,普依格自觉站在民间视角,使用相对通俗的语言,但他的作品又不完全是流行小说。这使得对他的作品的评价介于夹缝之中,忽高忽低,人们承认他的特色,但对他的文学成就有多高,却有巨大争议。

博尔赫斯就曾经痛批普依格,说他的小说不过是“化妆品”,供大众消费。而普依格则回敬博尔赫斯为“老妖婆”,沉湎于把玩文字游戏。陈众议认为:“普依格甚至没有一般通俗小说的道德涵义'有的只是故事本身。而这些‘无意义’、无主题或非意识形态倾向恰恰是普依格赖以火爆的主要原因。”

只是,与昔日在阿根廷的火爆形成对比的是普依格在海外受到的冷遇。缺乏“文学爆炸”可赋予的权威宣传资源,作品又与他者对南美文学的想象(如魔幻现实主义)相去甚远,普依格的爱好者只好敝帚自珍。

普依格的创作高峰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他本可以到更高的高度,但由于疾病的困扰,1990年,曼努埃尔·普依格就离开了人间,他书写小说,最终把自己活成了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