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从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开始,逐渐形成了包括中医药经络文化、诊疗文化、本草文化、养生文化等在内的完整的中医药理论体系,中医药学成为世界上惟一拥有5000年连续历史、独立于西医的医学。如今这份厚重的遗产正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如何继承和发展也同样考验着我们。

医为仁术,仁者爱人。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悬壶济世的医生一直是被人们景仰的角色,甚至被赋予政治家的品德与地位。在古人眼里,治国与治病的道理是相通的,故《内经》有云:“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有志者在发愿时也常说“不为良相,即为良医”,鲁迅、郭沫若最初的职业选择都是做医生,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这一点。

历来,我们对医德的重视不亚于医术。“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纯良,不可信也。”孙思邈在他的《千金要方》中,有“大医习业”、“大医精诚”两篇医德专论。他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在此,医道已上升为人道,甚至接近佛道。古往今来,有无数的医生在用实践证明着这一点。从扁鹊、华佗、到李时珍、白求恩、莫不如是。

中华人文,自伏羲氏画八卦始,“天人合一”思想即已萌芽,及周文王演绎八卦至六十四卦,再到孔子写卦辞,成就不同历史时代的《周易》,中华人文从来就没有 离开过“天时”。 中华先圣直观感悟了“天人相应”是生存的法则,先秦诸子有关“天人相应”的讨论构建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想体系。西汉的董仲舒上承先秦,下启魏晋予以 明确,在《春秋繁露•阴阳义》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同时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确立了“天人合一”观念,并由 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 亦晚乎”。住句话提出了“治未病”的思想,阐明了“治未病”的重要性。“治未病”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未病先防,一是已病防变。它对养生保健、防病治病有着 重要的指导作用,数千年来一直有效地指导了中医学的防治实践。

“四诊法”(望、闻、问、切),是中医诊病的基本方法。根据相关史籍记载,四诊法是由扁鹊发明的,当时扁鹊称之为“望色、听声、写影及切脉”。

春秋战国时代的民间医生扁鹊,对四诊法的形成与确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扁鹊在诊视疾病中,通过望诊(看看他的脸色等)、闻诊(听听病人最近做了什么事情 后生病)、问诊(问问有没有干导致生病的一些事情)和切诊(看他的脉搏)。这些诊断技术,体现在史书所记载他治病的案例中。他精于望色,即通过望色,来判 断病证及其病程演变和预后。

最上乘的医道是让世间万物保持和谐,天明地清万物各得其所;其次的医道是能让人保持善心不妄为的思想和学说;普通的医道就是给人治病疗疾。仁心仁术,是指心地仁慈,医术高明。出自:《孟子•离娄上》:“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大医精诚》一文出自中国唐朝孙思邈所著之《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乃是中医学典籍中,论述医德的一篇极重要文献,为习医者所必读。《大医精诚》论述有关医德的两个问题:第一是精,亦即要求医者要有精湛的医术,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习医之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第二是诚,亦即要求医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以“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感同身受的心,策发“大慈恻隐之心”,进而发愿立誓“普救含灵之苦”,且不得“自逞俊快,邀射名誉”、“恃己所长,经略财物”。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