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涩而深刻”的满分作文，是如何误解了哲学？

原标题：“晦涩而深刻”的满分作文，是如何误解了哲学？

“现代社会以海德格尔的一句‘一切实践传统都已经瓦解完了’为嚆矢。滥觞于家庭与社会传统的期望正失去它们的借鉴意义。但面对看似无垠的未来天空，我想循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的生活好过过早地振翮……”

——《生活在树上》

浙江省2020年高考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把不少人读懵了，有人感叹“太牛了”，有人则觉得“太晦涩”。这篇“后浪”满分作文，用词之深奥与生僻、引文之繁杂与冷门、语句之曲折与晦涩，令阅卷组长不吝赞美：“文字的老到和晦涩同在，思维的深刻与稳当俱备。”“文字的表达如此学术化，也不是一般高中学生能做到的。”

暂不考虑与此文相关的种种争议，令人好奇的，是这份点评中阅卷老师对于“学术化”的理解。在他看来，“学术化”是否意味着“艰深”？而“老到”与“深刻”需要以“晦涩”的外衣来装扮自己？

既然作者在文中大量引证了哲学家的观点，那么在此，我们也不妨尝试用一篇哲学论文的标准，来看一看《生活在树上》对哲学的运用究竟是得其神髓，还是取其皮毛，也借此思考，何为良好的哲学写作。

最后，我们与哲学家陈嘉映聊了聊他对这篇满分作文的看法。陈嘉映擅长以当代中国普通读者较为易懂的方式进行哲学写作。在他看来，给这篇作文打满分不合适，但他赞成给一个比较高的分数。

陈嘉映坦言，他自己在写作过程中也经历很多坎坷，“比不上现在的学生”，只是那个年代的学生习作“见不得人”，和今天这种炫耀式写作路子相反，毛病也相反。在他看来，绝大多数的写作者都要经历有点“装”的写作阶段，而克服这种写作方式最靠谱的办法不是搜集“名人名言”，而是比较踏实地读上两三本哲学书，“好的东西读多了，那些烂的东西就出不了手了。”

撰文 | 贝雅夫 董牧孜

“清晰”，

是哲学写作的美德？

“晦涩”，或许是很多人对哲学文本的第一印象。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调侃：“我认识每一个字，但当这些字排列在一起时，就什么也不明白了。”

不少历史上的伟大哲学家，其思想往往与简明清晰无缘。如果以今天的“清晰”作为标准，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恐怕都不能过关。“真理，作为一个实存，其真实的形态只能是一个科学的真理体系。”诸如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此类的文本，显然难以被轻易理解。

尽管哲学家们有时候会因晦涩遭到恶评，例如一些人说：“凡是黑格尔说明白的，都是毫无创建的废话，凡是他试图有所创建的，都是他无法说清的“黑话”。但大多数时候，哲学家们的“晦涩”会得到人们的原谅，甚至被看作是一种“必需品”。最直观的印象是，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阅读黑格尔，并从他的著作中获得洞见。

两位“晦涩”的哲学家，康德与黑格尔。

《生活在树上》这则高考作文同样晦涩，通篇充斥着哲学话语。但显然，我们认为这种“晦涩”和哲学文本的“晦涩”完全无法相提并论。满分作文的晦涩，主要在于清晰性的欠缺，这也是它在公众眼中的关键短板之一。

时评人曹林的评价十分具有代表性：“哲学作为爱智之学，生来就是一种澄清行为，澄清自己的真实意图，澄清语言造成的困惑。而这篇《生活在树上》，哪是澄清啊，分明是在卖弄中制造混乱。”

目前网上已经流传着多个版本的“白话翻译”，其中心论点无非是：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进中，固有的权威——如家庭，社会逐步解体。但我们不应不假思索地展开批判，因为这会让我们走向虚无。正确的做法是批判地继承，但又不失去主体性。论点谈不上有趣，论证也算不上严谨。

网友对高考满分作文的“翻译”。

这篇文章的“不说人话”之处，或者说让人“看不懂”的原因，主要体现在文章许多用语不符合汉语的语言规范，倒是有一股浓重的翻译腔；在完全可以使用日常词汇的地方，选取了生僻的“黑话”和“大词”来替代；大段大段地掉书袋，预设了较高的背景知识门槛。

如今，人文社科领域的“黑话”和“大词”早已恶名昭彰，沦为了大众戏仿和调侃的对象。“学院腔”不等于“学术化”，连篇累牍的“黑话”，不仅不能让论证更加深刻有力，反而是“繁文冗语的矫饰做派”。（网络图片）。

换言之，这篇满分作文的表达并不像阅卷老师所说的那么“学术化”，其刻意为之的“老练与晦涩”，事实上恰恰是不那么“学术”、甚至“反学术”而动的。

“晦涩”，

是哲学家的特权吗？

为什么《精神现象学》“有资格”让人“看不懂”，而这篇作文却没有“晦涩”的资格？当我们批评《生活在树上》时，我们是否仅仅在发泄因“看不懂高考作文”而产生的“无能狂怒”？

要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必须明白哲学家的晦涩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晦涩。一般而言，哲学家们的晦涩有以下几个成因：

首先，一些哲学家其实很希望把思想表达得清楚而明白。之所以最终的呈现效果不尽如人意。主要是因为他们面对的问题过于复杂，而其理论也相应的难以简单。

笔者有位老师常常主办colloquium，给学生打磨论文，尽管他十分强调表达的清晰，但也承认：“任何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都极其复杂深邃。即使你最终想通了，有了某种创造性的理论，要将这个理论以一种简洁而适宜读者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理论越是复杂，相应的论文就越难写得具有可读性。”

康德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他提到自己已经修订了之前版本中的一些“晦涩之处”，同时也坦承自己不具有“明确地表达”的“天赋”，并期待拥有这种天赋的后来人来澄清其他未被修订的晦涩。毫无疑问，康德并不以晦涩自傲，反而将其看作有待克服的缺陷。另一位表达晦涩的典范人物黑格尔，其实也同样希望自己可以尽可能清晰生动地表达观点。

《纯粹理性批判》， 康德著，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另有一些哲学家，他们之所以“晦涩”的确是有意为之，刻意地不循常规。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往往是因为某种特殊的本体论或认识论信念。如偏爱“星丛”式真理的本雅明，他的一些作品就由片段化的叙述拼接而成，乍看之下难以把握其中脉络。

翻译造成的隔膜感，也是“晦涩感”的重要来源。在外国哲学著作的中译本中，一些在汉语中极为少见的表述出现得很是频繁，进而晦涩难懂。但按照某些翻译理念，这种晦涩和陌生不仅不应被反对，反而应该予以保留。如陈康先生在《巴曼尼得斯篇》的序言中曾谈到两句“不合习惯”的表达：

“它们不是中文里习惯的词句，因为自从有了中国语言文字以来，大约还未有人讲过这样的两句话。其所以还未有人讲过它们，是因为还未有人这样思想过。正因为还未有人这样思想过，所以我们才翻译这篇‘谈话’；否则又何必多此一举？”

或许可以这样说：哲学家的晦涩是否“值得”，是否应该被理解和同情，关键在于这种“晦涩”对于传达其内容来说，是不是“必要”的。对于康德、本雅明这样的思想家而言，穿透他们的语言迷宫，读者抵达的是思想的深刻，对于一个复杂而深邃的问题有了新的洞见。

面对这样的晦涩，人们往往愿意为此倾注更多的耐心。正如艾伦-伍德对黑格尔的评论：“即便最敏锐也是善意的研究者，也缺乏闲暇和耐心去体察他有意为之的文风和抽象术语背后的内容，部分正是出于这个缘由，黑格尔的影响力要求我们穿透熟知的（通常是带有恶意的）有关他的肖像和被篡改的形象，从而看到真实的方面……想要穿过黑格尔的棘丛，并无捷径可走。”

哲学的“清晰”，

绝不意味着没有门槛

如果说好的内容能使得表达的晦涩在一定程度上被“原谅”，为什么我们仍要在写作中以 “清晰”和“让人看懂”作为要求自己的原则？

这一方面是因为，表达的清晰和内容的高质量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清晰的表达和清晰的思考往往是相伴而行的。如果具有一定论文写作的经验，就会发现，很多在脑海中十分绚丽的构思，一旦被写下来，就会暴露出它们混乱且没有条理的真实面貌。而修改语言表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那些构思在脑海中重组，并最终变得清晰的过程。

正如A．P．马蒂尼奇在其《哲学写作导论》中说：“既然语言是思想的表达，那么清晰的语言表达的就是清晰的思想。写作的风格应有利于理解哲理，所采用的文法应增强清晰性。”

Philosophical Writing : An Introduction / A. P. Martinich / Wiley-Blackwell / 2005-7-25 /

即便在晦涩的哲学家当中，例如前文中所述的康德，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不断修改，去除晦涩之处的过程。在提炼语言表达的过程中，思想的内容也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有理论性。

另一方面，“清晰”也越来越成为学术共同体在伦理意义上的一种“美德”。

在今天，大多数的学者都生活在一个学术共同体当中，既受惠于别人的成果，又试图以自己的思考助力于共同体的繁荣。正如我的一位老师所说，哲学的思考是个人性的，但哲学写作是“社会性”的。对大多数学者而言，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入，其所了解的领域可能也难免越来越“窄”。在此情形下，清晰的写作意味着我们不试图以“黑话”和“诳语”让同行们感到“不明觉厉”，并表示出一种基本的尊重和真诚。在有可能的前提下降低理解自己文本的门槛，也使得他人能更容易地取用自己的知识成果。

当然，哲学的“清晰”绝不意味着完全没有门槛。目前，一些知识付费的产品标榜哲学“平易近人”的一面，甚至给人一种我们可以毫无门槛地进入哲学的错觉。但无论如何，哲学有自己的概念体系与能力要求。恰如陈康先生在谈论古希腊哲学时所言：“（文章翻译的）“达”只相对于在系统哲学方面曾受过不少训练、关于希腊哲学又有相当了解的人。”

同理，哲学的“平易”和“清晰”，主要针对的也是受过哲学训练的人。对于未经训练的群体，即便是“清晰”的哲学，想要理解依然是不那么容易的。

哲学家陈嘉映：

如何克服炫耀式写作？

陈嘉映，1952年生，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

新京报：陈老师认为这篇满分作文中，对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引用是恰切的吗？

陈嘉映：我首先想说我挺赞赏这篇作文的，我赞成中学生多读一点儿哲学，多一点儿深入思考，不局限于叙事、抒情。

一篇短短的文章里引用好多哲学家语录，这种写法是相当幼稚的。你引用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但你可能是在浮面上摘出来两句话，其实跟维特根斯坦、跟海德格尔的哲学没有什么关系。读点儿哲学书，尝试在哲理层面上思考，这是好事儿，但不要沿着这个路子来写哲理式的文章，这个路子发展下去会是作文的大毛病。

新京报：你觉得这种写作风格，在今天的年轻人之中普遍吗？“后浪”接触到不同哲学资源的途径比以前多，因为社交网络的存在，写作和发表轻而易举，似乎更容易陷入一种看似晦涩、实则不过是“名人名言”、翻译腔的炫耀式写作？在你那个年代，学生的哲学写作有哪些代表性的毛病？

陈嘉映：我不了解现在年轻人的写作风格。我自己的写作经历过很多坎坷，比不上现在的学生。我们那个年代的写作是“见不得人”的，不是为公开发表写作，长处短处跟这篇作文相反，没打算发表，可能更真诚些，短处是视野比较窄，可交流性比较差，容易流于自说自话。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今天比较流行的哲学散文？比如阿甘本、韩炳哲、齐泽克等哲学家往往很受中国读者欢迎，他们的一些哲学议论文似乎很适合在新媒体发布。你觉得这种写作适合中国作者模仿吗？这些哲学散文富有魅力（尽管彼此差异也很大），在你看来是一种好的哲学写作方式吗？

陈嘉映：阿甘本、韩炳哲这一类型的著作我读得不多，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特点，但你也可以从他们的共同点把他们放在一起说。他们都知识渊博（我不知道渊博有多重要），都经常直接谈论现实问题，把现实连结到多种多样的观念来议论，有时候这种联系出人意外，会有启发，有时候显得任意轻浮，东拉西扯。

他们的风格是从近世法国哲学发展出来的，我个人偏向于集中思考一两个问题，力求深入下去，希望最后能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一点儿“知识增量”，或不如说是提供进一步思考的垫脚石。我读德国、英美的东西更多一些，不是最爱读议论型的东西，最欣赏的不是现在流行的这几位大家。

不过，思想本来有各种取向和风格，你在那个取向中做得好，也很不容易。我觉得跟着哪种风格走，不在于你是中国人、外国人，而在于哪种风格适合你。整体而言，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整体思想水准、知识水准都差得远，无论模仿哪一种，都可能变成东施效颦。当然，也许忽然就冒出来格外有出息的个别年轻人。

《走出唯一真理观》，作者：陈嘉映，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5月。

新京报：说心里话，你觉得给这篇文章打满分，合适吗？是否会鼓励一种不值得推崇的写作方式？或者，这能反映出阅卷老师怎样的心态？

陈嘉映：不合适。这实在算不上一篇好文章，打满分是太夸张了，但我会赞成给一个比较高的分数，因为这篇作文跟当下流行的作文套路不同，有值得鼓励的地方。作为应试文章，文通句顺，洋洋洒洒，应该说还不错吧？写作是一门实践艺术，怎么写好，最后还要在长期实践中体会。

从给分上看阅卷老师的心态，这有难度吧？何况阅卷老师给的分数差很多，一位给了39分，两位给了55分，最后一个给了满分。还有一个区别：第一轮阅卷老师在很短时间里要读很多作文，哗哗就给分了，不像后面两层可以慢慢琢磨。至于给满分的老师，我猜测有可能意在鼓励不同路子的作文，但他或她看来不熟悉哲理类型的写作，这方面的判断力不太高。

有人担心鼓励这样的写作风格会把考生引向一种不良的写作，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不认为老师们要向一个固定的方向引导学生写作，在目前情况下，学生尝试去写哲理类文章是件好事儿，哪怕写法有毛病，至于以后这种毛病泛滥成灾，那就再去鼓励别的写法呗。

新京报：在学习阶段会出现这种有点“装”的写作似乎也是正常，是表达欲的体现。初学者要怎么克服这种局限？

陈嘉映：的确，是正常的，绝大多数的写作者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克服这类毛病没有单独的途径，如果上来就有好的哲学教师会很有帮助。更重要的是多读好东西，好的东西读多了，那些烂的东西就出不了手了。什么是好东西，这只有在长期阅读过程中慢慢培养判断力，如果你没有品味，最后也分不出好坏，那就真的没办法了。

单说哲学学习，要紧的是踏踏实实读上两三本哲学书，名人名言我们都喜欢，但多记名人名言无助于哲学学习。

另一方面是写作，上面说到读哲学，主要是读西方哲学家，不过，我们用汉语写作，你得体会什么汉语是好的，古代流传下来的东西经过长期淘汰，多半不会太差，可以从这里开始，然后学会分辨现代汉语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