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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豹:常识来自于城市,来自于生活的延续性


来源:新京报网

原标题:淡豹:常识来自于城市,来自于生活的延续性一则关于2006年凶杀案的报道,能够给写作者什么启迪?从电商平台的用户评价中可以捕捉到关于常识的什么冲突?究竟常识是什么?常识在哪些群体、哪些空间、哪些

原标题:淡豹:常识来自于城市,来自于生活的延续性

一则关于2006年凶杀案的报道,能够给写作者什么启迪?从电商平台的用户评价中可以捕捉到关于常识的什么冲突?究竟常识是什么?常识在哪些群体、哪些空间、哪些地点中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变化?

2020年1月11日,世纪文景“艺文季”邀请淡豹进行演讲,她是《Vista看天下》、Elle Men杂志专栏作家,也是世纪文景2020年的新书作者,正在创作一部短篇小说集。她以人类学和写作者的视角,从媒体、电商平台、网络了解“常识”的变化与关于常识的冲突,而她正在创作的小说,则与不同代际、人群之间的家庭观念变迁与冲突有关。她认为,跟家庭相关的传统常识正在经受考验、追问和质疑。而这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引发了一些实体的变化。

从网络和新闻报道中了解常识体系的变迁和内部冲突

淡豹谈到,她会通过看媒体报道、淘宝的用户评价、微博等方式了解常识,了解常识体系的变迁和内部冲突。比如说,2006年《新京报》报道过一起贵州的凶杀案,这起案件发生在一栋单元宿舍楼,记者采访楼下的邻居后发现,邻居当时听到楼上有小孩的哭声和“咚咚”跺楼板的声音,以为这是楼上的人家在打孩子。这个细节给淡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细节说明:当地人非常熟悉打孩子的这种声音,这种事情经常发生;邻居觉得不需要干涉,也说明这种事经常发生,而且这是别人家的事,这种冲突、争斗完全属于家事。

通过这个细节,淡豹观察到了两种常识或者说文化共识。作为写作者,她通过从别人生活的细节之中想象和自己不同的生活面貌。淡豹认为,这样的细节是不分人口的常识,它对一个地方、一个文化、一类人群是特殊的,但是它能够展现出整体性——这是对方的一整个生活世界,也是我们理解他人、与他人共情的基础。

作为一名生活在北京的35岁女性,按照中国的文化常识,淡豹背负着很多的家庭责任,她需要经常以电话、微信、物质、仪式性的问候等形式来表达对家人的关心,包括负责家人生活用品的采购,这是特定文化的代际性、性别性的家庭劳动分工。

在一次年货采购中,她发现淘宝用户对一款德国牛奶的质量有所怀疑,因为这款牛奶的包装设计特殊,一拧开就自动破了。对于德国的生产方而言,这种包装设计可能已经是一个常识,但它并非全世界所有人的常识。通过浏览用户的评价,淡豹捕捉到了关于这款牛奶的两种常识冲突:关于牛奶包装的常识和关于牛奶生产者、销售者、运输方造假以及消费者保护自己权益之间的关系。

从这个细节,淡豹可以想象出很多的人物关系情境,比如说,在1998年,这款牛奶刚刚进入中国时,中国进口商向德国生产商说明这种包装不一定适合在中国销售;比如镇上开超市的赵老板因为这款牛奶和顾客产生了纠纷,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比如一位父亲可能认为儿子用已经打开过的旧牛奶糊弄自己,而儿子则想办法证明自己,由此引发了矛盾和冲突。

淡豹认为,许多的常识、常识体系的变迁和内部冲突,是可以通过网络、通过阅读新闻报道了解到的,她希望通过这些方式了解在其他人的生活里,什么是常识,常识是怎样冲突的。因为常识并非统一的,也不是固化的,我们需要了解常识的冲突、变化以及在哪些群体、哪些空间、哪些地点中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变化,一方面,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也有助于写小说时塑造冲突,塑造生活场景和群体;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她塑造新场景。

我真正关心的是不同代际、人群之间的家庭观念变迁与冲突

而到底什么是常识呢?淡豹引用《作为文化体系的常识》称,常识是一系列观念的集合,相互关联,结构松散,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体。它来自于现实,也能形塑现实;它会随着时间不断更新,接受评估;它会不断由一系列的关系重组,而且它在变迁中能够反映新的时代价值;常识并不是客观的,而是历史形成的,是一整套的标准。它往往很简单,里面有一系列彼此不一定直接相关的观点;它是结构松散的,但它被认为是真理;它来自我们的生活经验和文化传统,但它被不断地重塑。

比如,中国人认为人会上火,而很多人的常识就是上火之后应该多喝热水,或者多喝菊花和蒲公英水。而新的常识是不存在上火,健身有益,所以年轻人可能会对父母说要多吃蛋白质,不要吃太多碳水,老年人要饮食清淡。在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中医,也成为替代疗法的一部分,休养生息的观念可能帮助北美中产阶级反思他们的健身文化。

淡豹正在写的一部小说集主题是家庭、两性之间的冲突,她感受到,跟家庭相关的传统常识也在经受考验、追问和质疑。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借用窦唯的一句歌词就是孩子总是“不爱多说话,也不说有什么想法”,而父母则是“无可奈何的爸爸”和“可爱可怜的妈妈”。但现代的很多女性不愿意再当劳累、辛苦、委屈、奉献牺牲的母亲,她们更希望成为自我的主体,因此不愿意进入传统的家庭模式。

周迅广告片《女儿》截图。

这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引发了一些实体的变化,比如医疗风险的变化,社会风险的变化,可支配收入比例的变化,房产作为财产在中国居民财产总构成中间比例的变化。因此,父母在要求子女结婚时,并不是仅仅在说爱情或婚姻带来的幸福,而是要避免独自生活的高昂支出和未来的风险压力。对于女性而言,她们则想规避另一种风险,比如生育带来的身体创伤,生孩子带来的升迁困难,婚姻生活可能带来的不幸。不同的女性的观念不同,她们以不同的方式来规避不同的风险,寻找不同的快乐。

淡豹认为,常识会界定什么是问题,什么不是问题,而大家对于什么是问题,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痛苦的界定是不同的。格尔茨说,常识来自于这个城市,也就是说来自于我们生活的延续性本身。对于常识,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视角。因此,她想写一系列跟家庭有关的小说,比如北京的一个女摄影师为什么跟男朋友分手。这些小说中隐含着一条主线,即不同的代际、不同的人群的家庭观念的变迁,以及这些变迁带来的冲突。“这些也许是我真正关心的东西。”

[责任编辑:梁奕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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