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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沛:南开史学的特点是“断代齐全”,多点开花


来源:澎湃新闻网

原标题:访谈︱江沛:南开史学的特点是“断代齐全”,多点开花【编者按】江沛教授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曾先后在南大、南开等求学和工作,在近代交通史、区域社会史等领域具有深厚的造诣

原标题:访谈︱江沛:南开史学的特点是“断代齐全”,多点开花

【编者按】

江沛教授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曾先后在南大、南开等求学和工作,在近代交通史、区域社会史等领域具有深厚的造诣。有鉴于此,澎湃新闻特约记者赴南开大学采访江沛教授,以期对江沛教授的学术史、南开史学的学科史等进行梳理。

江沛

南开史学的特点

澎湃新闻:您从本科一直到博士,都是在南开读书,此后在南京大学博士后工作站三年,先后师从著名史家魏宏运和张宪文两位先生。2000年以后先后出任日本广岛大学与大阪大学、台湾政治大学与东华大学的客座教授,这样的求学、任教和科研的经历对您个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江沛:我从小就比较喜欢读书,可能是后来喜欢历史、进入历史研究行列的一个起因。我小时候是文革后期,没什么书读,都是抓特务、抓革命的小人书、小说等。1972年时,有一场运动叫“评水浒运动”,毛主席批《水浒传》,说《水浒传》里宋江是投降派等,全国各地都把《水浒传》印刷出来供批判使用。我是河南开封人,正好《水浒传》不就是讲了不少东京汴梁的事情嘛,感觉很亲切,加上也有英雄情结,虽然只有八九岁,就开始读那个东西。

开始读时不少繁体字不认识,就硬读,串着读了下来。满脑子都是林冲、鲁智深和武松的形象。慢慢就对历史比较感兴趣,在这个过程中也养成了读书的习惯。那时候是一个文化荒芜的时代,能读的东西太少,抓住报纸、杂志什么的,都会从头看到尾,很认真地去读。这个读书的良好习惯,对我此后人生的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从1977年始,邓小平主持恢复高考。第二年开始,一下子整个社会风气发生了大变化,青年人学习的劲头上来了,因为你完全可以有一个新的出路了,不用再去上山下乡或者只能去工厂做工了。大家开始努力学习了。这样一来呢,整个国家的人才建设开始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我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努力学习,然后考到南开的。

进入南开上学以后,学校有一批很有名的老先生对我们影响非常大。我记得一个老师就给我们开会讲:既然来了,就一定要好好学。要给自己定计划读书,每一学期50本书,你哪怕读本小说也算,一定要读书。后来我真的照着这个说法去做了。慢慢地我发现,随着读书多了,知识丰富了,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了,有了质疑能力了,真心觉得非常受益。读书不能过于单一,一定要有多学科的意识,特别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必须要看。因为历史上发生的某一事件,因素很多,如你仅仅知道从历史学角度去思考,有时是没办法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所以历史学要求人的视野一定要宽阔。而且要有一定的积累,没有积累是不行的。四五十岁做学问未必能做得多好,但是到六七十岁,积累到一定程度了,厚积薄发是常常会有的。很多高水平的著作,发表都很晚。历史学真的是需要积累,光靠聪明是不行的,这是我的一点感受吧。

澎湃新闻:作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院长,您对南开史学的发展脉络有着系统的把握。在相关文章中您曾提到南开史学的两个源头,一个是郑天挺先生,一个是雷海宗先生。您觉得南开史学的特色在哪里?

江沛:从1904年建南开中学到1919年建南开大学,创始人是严修和张伯苓。两位当时创办这两所学校的基本宗旨就是教育救国。他们的理念非常清楚,当时国家积贫积弱,缺少人才,所以要培养人才,要通过人才不断的积聚,让国家提升,这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南开的办学宗旨讲的很清楚:“知中国,服务中国。”就是了解中国,同时服务中国。爱国是第一前提。他们引入当时最先进的教育理念,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把一整套教学理念及管理体制全部搬过来,不少课程用英文授课,从美国聘回了一批中国留学生,教学方式及知识体系基本上与世界是同步的。当时学科建设上讲得很清楚,文以治国,商以富国,理以强国。文以治国是讲的什么?其实就是政治学、法学这些东西,培养这些人才就是要管理好国家;理以强国就是发展自然科学;商以富国就是发展经济学,通过商业贸易积累财富。

这种清晰的办学理念铸造了南开大学的办学特色,学科建设也明显受其影响,当时南开发展了化工、经济学、贸易学、政治学等学科,留下了丰厚的学科建设财富。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开与北大、清华合组西南联大,仍然在坚守着自己的办学理念。

这一过程中,人文学科在南开发展缓慢,也是受制于当时的办学理念,毕竟人文学科是吃饱饭、国家安定后的事情,是上层建筑的学科。南开史学创始于1923年,但此后没有发展起来,甚至首任系主任蒋廷黻因理念不同而出走清华。直至1946年复校天津后,南开才成立了历史系,教师不超过10人,规模较小。

1951年院系调整时,南开的工学院整个划给新成立的天津大学。郑天挺先生和雷海宗先生分别从北大、清华调到南开历史系。他俩来南开,其实并不是教育部要发展南开史学,而是因为共和国刚刚成立,马克思主义要占领意识形态。当时郑天挺先生常年担任北大秘书长,是明清史专家,学术地位很高,还是北大历史系主任。但从政治上讲,不是那种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那个年代就觉得让郑先生做系主任,有点不合时宜吧。上面属意翦伯赞先生,因为翦伯赞先生政治上表现较好,当然翦伯赞先生的学问也很好,最后就把郑先生调到南开做系主任了。

雷海宗先生是因为抗战时支持国民政府,强调抗战要一个政权。在那个年代是可以理解的。在西南联大时,雷先生曾任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1946年以后复校又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49年后不让他做主任了。随后调至南开。1951年前,南开历史学肯定是不行的。就是因为他们两个来,随后又来了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杨生茂、来新夏、谢国桢、魏宏运等人,这些人聚在一起后南开史学好像一下子在全国突然强起来了。这两位先生,一方面是明清史专家,一个是世界上古史专家兼治中国古代史。他们领着这两个学术方向继续发展,再加上前面所提几位在各个领域的拓展。到1980年代初时,国家教委开始评博士点硕士点,评重点学科,南开的历史学一下子在全国就数得着了。

概括南开史学的特点,杨生茂先生曾总结说南开是“断代齐全”,中国史断代齐全,除了没有宋史,其余专业上都有名家,而且是全国很有名的带头人。世界史则是区域史、国别史强,美国史、日本史、拉美史和世界上中古史都很强,这个阵容当时全国少有。现在我们也有一些新的发展,比如生态文明史,王利华教授是长江学者,还有医疗社会史的余新忠教授。他们在过去断代齐全持续发展的优势基础上,又向着一些专题史发展,跟上了跨学科的趋势。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化是必然趋势,世界史是研究别人国家的事,人家整体上是高水平的,不与他们交流是不行的,我们自己整体水平是上不去的。这方面的工作,这两年我们有很大进展,目前学院教师中毕业于海外名校的博士有近20人,而且还要继续再招。外籍客座教授也日益增多。

对于大学而言,做科研是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培养人才。我们开展了硕士生夏令营活动,请优秀大学生到我们这里现场参观体验,希望他们能认同南开,到南开来读研究生。进南开后,学院还给每个人另有3000块钱的补贴,给他们增加一点收入,让他们安心读书。我们每年都在安排经费,支持博士生出国访问,希望将来实现每名博士生在校期间都有一个出访的机会,支持他们在海外发表文章。学院专门每年都拿出一笔钱去支持博士生参加国际会议。我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希望通过这一两年的努力,让每一个研究生甚至部分本科生在学期间都能有一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这是一个趋向,要鼓励国际化,要敢于走到国际舞台上去,跟那些名牌学者和国外的高水平博士生同场竞技,向他们学习并设法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

研究路径的转向

澎湃新闻: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学术研究的。您现在在进行中国近代交通史包括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还有您跟魏宏运老师做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天津地方史的一些研究,我们想请您从这几个角度讲一讲治学经验。

江沛:其实我做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非常特殊的一点是我的家庭在“文革”中因为政治原因而破裂,我从小印象特别深刻。1976年“文革”结束后,整个社会在反思“文革”,它究竟是怎样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文革”这一事件,它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那时候就对“文革”的反思特别感兴趣,读了很多东西。

留校任教后,我们教研室的胡霭丽老师,她哥哥在北师大曾任党委副书记,突然出车祸去世。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到处搜集关于当代中国史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大量资料,包括红卫兵的报纸、传单,造反组织的杂志,搜集了好多。他故去后,孩子都干别的工作了。家里堆了好多资料,无法处理。很偶然的机会,胡老师就问我,她说有这些东西咱们要不要?我跑到北师大一看,胡家的楼道里,一排排都是资料。此后,我几乎每周末去北京,带着那个小轮车弄一编织袋资料拉回来,这样去了好长时间,最后把这些资料的主要部分拉过来了。经过阅读,我发现这些资料基本上是以红卫兵运动为主,利用那套资料,我写出了当时国内第一本关于红卫兵运动史的书,叫《红卫兵狂飙》,经过删节后,出版时大概20多万字。要感谢河南人民出版社祝新刚的编审,没有他的支持是出不来的。书出版后在国内还是有较好的反响,毕竟是第一本嘛。

之后,我转向了民国政治史,试图从中获得对近代中国政治史的整体理解。国民党在当时是执政党,在抗日战争等很多问题上具有重要地位,要绕开是不行的,所以我又转到国民党史。我个人认为,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经过民国,到现在的共和国,没有经过工业化的系统洗礼,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始终存在,影响所及无所不在。所以说,政治在中国社会里面,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很多方面的问题,如果不讨论政治因素是讲不清楚的。

我觉得我当时的选择虽然有点杂,即通过了解国民党上层政治,探讨中国政治演变规律与社会的关系,这一探索是值得的;另一方面,从华北农村的角度,讨论政治从上到下,下沉到乡村社会时的反应。为什么最后是共产党成功领导农民起来了?国民党的政治有没有下沉到乡村?这是我觉得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

2000年博士毕业后,我的思想上有了相当大的变化。我认为,中国近代史是在世界巨变影响下展开的,是西方打开中国大门,实际上中国近代史上很多问题跟世界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那时候读了一些英国外交史,欧洲外交史之类的材料,也读了一些世界经济史和英国工业发展史之类的论著。我意识到:传统的研究方法必须要改变,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今天的世界,对过去的解释也未必正确。历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知识结构都是人文的,很多人不懂经济,不懂工业技术的深刻影响。那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探讨历史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些知识,你基本上不会从那个角度去想问题,或者说你想也想不清楚,只能从传统的历史角度出发,比如探讨制度也好,探讨观念也好,可是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它实际上是从整个生产方式、技术方式的变化上来的。

比如近代西方列强在我们国家铺设铁路,目的是占领市场并获利,但问题是这些交通设施,对我们的交通运输、经济贸易究竟带来了什么影响?不能老说侵略,铁路已经铺完了,上面运的都是中国货和进口货,也多是中国商人在经营,工业和资源生产需要运输,那它究竟带来什么影响?这些东西过去几乎很少人去讨论。从现代化角度来讲,今天的现代化是从晚清开始一直到今天,中国都处在现代化转型进程中,还没有彻底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它是一个过程。我们光从人文或政治角度讨论中国近代史,是说不清楚的。所以我就想应该从哪儿切入,视角变了,问题意识就变了。后来发现了有关交通的大量资料,交通体系既是工业规模展开的一个必要因素,同时它又是一个经济部门,是理解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领域,又有大量资料,具备进行研究并创新的必要条件。于是我就转到了交通史领域。

举一个例子,石家庄过去就是90户人家的一个村庄,在没有工业化的背景下,它或许永远也很难成为今天的区域经济中心。就是因为修铁路,因为京汉路、正太路的轨距不一,往返山西的车辆都要在石家庄装卸,这一非常偶然的因素,把石家庄变成了一个人口集聚的地方,变成了交通枢纽。修建铁路20年后,石家庄人口超过了保定,成为不容忽视的区域中心。我觉得石家庄如果不是交通枢纽,省会不会迁到这里。当年河南省的开封也是一样。比如哈尔滨、大连、天津、青岛、徐州、张家口等这些城市,他们的崛起无一不跟交通有密切关系。

我们讲社会变革最根本的是什么?是社会结构变革,最重要的是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的变化。从农业生产到工业生产,从乡村居住到城市居住,这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变的标志。它是经济变革、交通方式变化带来的。我觉得探讨这个问题,并不只是转了一个方向,更重要的是关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些根本性的因素,在学术研究上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这些问题探讨多了,我相信大家对中国社会变革最根本的动力是什么会越来越清楚。我们从历史演变中能够很清楚地知道社会变革应该往哪儿走。

我们以前做华北区域研究,华北的乡村变化或城市变化,它跟交通有很大关系,实际上也是我现在的研究基础。同样,乡村变化和中共根据地社会变化对我理解中共党史是很有帮助的。这样一来,慢慢的我觉得我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理解,开始形成了自己一个相对独特的看法。我也希望,将来各位同学能够找到自己的问题意识,然后把你的研究与史学创新、现实启示结合起来,这才是将来要做的。第一个你自己认为研究很有价值,第二个让人觉得有启示,这样的研究才有延续性。

再谈史学危机

澎湃新闻:现在史学界很少提史学危机了,但实际上各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社会问题等等,都在对传统的历史学研究造成冲击。在这些冲击下,您觉得中国高校历史学科应该怎么发展去适应这些冲击和变革?

江沛:史学危机的说法,在我们读研的时候、即80年代中期时就开始了。那时候已经出现历史学工作难找,收入较低的情况。当时很多人就在问,历史学有什么用?历史有什么用?一直问到今天。在比较功利的社会中,这个问题永远存在。有此问是因为有很多因素,比如说,从大的角度来讲,就是从国家和社会发展来讲,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历史学是在探讨人类发展的规律,以及人自身从何来到何去。对一个民族、国家来讲它肯定是重要的。问题是,历史学毕竟是一个相对冷门的专业,并不需要很多人去做,更多的人要投入到现实社会,要给社会带来即时效益。在这个背景下,历史学或者说人文学科要像经济学那样大规模扩张,显然是不现实的。

此外,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冲击,是我们史学的学风和评价体系问题。随着学院派不断强大,西方学术规范引进后,给史学书写带来了非常明显的变化。过去很多老先生会去写一些小册子普及历史知识,那些小册子影响了很多人,大家也没有把老先生当成是没学问的。但后来,评价体系变了,越来越僵化,甚至最后根本就不看你写的什么文章,就看你发在哪个杂志上。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就比《近代史研究》好;《史学月刊》可能就比其他C刊好,或者比一般杂志好。至于你写了什么,没人真正理会。

这样一来,体制化的评价体系就导致大家开始追求这种等级式的评价。大家对史学本身的社会教育功能慢慢淡化了。我们经常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最后要成一家之言,读史是要使人明智的。如果写的文章别人都看不懂,或根本不看,我们只是在自娱自乐。长此以往,历史学将来早晚得死。更重要的一点是,现在要把历史学的学术成果,怎么能够转化成一种社会认知。如果把自己学科最重要的社会责任都忘了,不接地气,非得让社会去重视你,人家凭什么重视你,对不对?一个学科如果让社会觉得没有用,想发展怎么可能?

所以,现在的评价体系真是个大问题,必须要改革,我们跟学校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最近,南开史学举行了一个面向天津市民的“天津史学公益大讲堂”,请了阎崇年先生来做了第一讲,以后我们还会坚持做。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学术成就转化成社会的认知,去影响市民,提高他认知能力,同时在与他们交流过程中,看他们提出什么问题了,再回应社会的关注。史学专业如果不考虑社会发展、国家战略需要、区域发展需要、民生需要,只管自己的个人利益,想有发展那怎么可能?

澎湃新闻:那您对青年学生的治学和成长有什么建议呢?

江院长:前面也讲了一些,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大量读书。第二个一定要把自己的视野打开。比如说做历史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学习,起码要看三本相关的概论。不一定说我学的像人家政治学专业的那样精通,但是至少政治学的基本规律,政治学的一些基本现象,你能分析,不说外行话,然后把这些理论与分析历史现象结合起来。这样很多问题的讨论才能到位。理论学习要有意识地运用到现实和历史现象的分析上,这是一个熟练的过程,必须要形成分析能力,大家要有意识地去思考这些问题,有意识去学这些东西。简单地强调快乐学习,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任何人的成长都是有痛苦的过程的。过去有的诗叫:宝剑锋自磨砺起,梅花香自苦寒来。道理自在其中。温室的花朵长不好。

[责任编辑:王婵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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