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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任之专栏:盯着距离外的目标,倒退走


来源:澎湃新闻网

原标题:尉任之专栏:盯着距离外的目标,倒退走翻读波拉尼奥的短篇小说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1997),读者会立即想起他的长篇小说《荒野侦探》(1998)。表面上同样是关于文学与文学人的虚构故事,这两本

原标题:尉任之专栏:盯着距离外的目标,倒退走

翻读波拉尼奥的短篇小说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1997),读者会立即想起他的长篇小说《荒野侦探》(1998)。

表面上同样是关于文学与文学人的虚构故事,这两本书实际上诉说的却是一整代拉丁美洲作家/诗人离散、追寻与失落的共同经验。《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的西班牙文版原以选集中第五个、也是最短的一个短篇《通话》命名,后来翻译编排的法文版与英文版,才以选集的最后一个短篇《地球上最后的夜晚》重新命题。

如果说,《地球上最后的夜晚》是漂泊者的个别画像,《荒野侦探》便是他们的集体合照。漂泊者的历程如此沉重,生命的消逝却又如鸿毛般轻盈;波拉尼奥将《荒野侦探》题献给妻子卡罗琳娜跟儿子劳塔诺,因为对永恒的漂泊者而言,唯一的祖国就是孩子,以及记忆中的某些时刻、街道、面容和书籍。

罗贝托·波拉尼奥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出生于智利圣地亚哥,父母分别是卡车司机(兼拳击手)和教师。一九六八年,波拉尼奥随父母移居墨西哥,退学后,成为记者和左派积极分子。一九七三年,他回到阿连德社会主义政权执政下的智利,却目睹皮诺切特血腥政变,并遭短暂囚禁。据他所说,囚禁的八天期间,天天听闻刑求的声音,而他会被释放,是巧遇一位曾为中学同学的狱卒。释放后,波拉尼奥继续在肃杀的智利过了一个月危险而狂野的地下生活,才经由萨尔瓦多回到墨西哥。

这种种历程,在《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和《荒野侦探》中都可以找到或隐晦或清晰的描述。

一九七五年,波拉尼奥与马里奥·桑提亚哥(Mario Santiago)等人在墨西哥市重启“现实以下主义”(Infrarrealismo)炉灶。“现实以下主义”本是智利画家马塔(Roberto Matta)一九四八年被超现实运动除籍后(他被怀疑与亚美尼亚画家高尔基的妻子通奸,导致前者自杀)自创的艺术运动,成员只有画家本人。马塔除籍后回到智利,并发表文章,肯定“革命艺术家”的角色,认为艺术家“应该发掘人与人之间新的情感关系”;马塔“艺术革命”与“发掘新的情感关系”的招唤正呼应了日后波拉尼奥小说创作的实验精神。

一九七O年代“现实以下主义”年轻诗人波拉尼奥、桑提亚哥等尊崇博尔赫斯,敌视帕斯(Octavio Paz),认为后者保守和矫揉造作。事实上,这个类似达达主义的前卫运动没有特别重要的创作,反倒像一个互相取暖、一起搞怪的团体。他们沉湎阅读、性、药物和咖啡馆的波希米亚式生活以及长达二十年的后续发展,也就是《荒野侦探》的构成背景。

波拉尼奥(左一)在墨西哥

总的来说,波拉尼奥的一生可分为“移民→流亡者→自我放逐的流浪作家”三个阶段。一九七七年,波拉尼奥移居欧洲,浪游法国、西班牙等地,以打零工维生,并持续写诗。一九八一年,波拉尼奥定居加泰罗尼亚海岸城市布拉内斯(Blanes),一九九O年代两个孩子先后出世后,他才全心投入小说创作(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因为诗的酬劳跟小家庭需要的开销不成正比。

“信奉革命与自由”,始终以诗人自居的波拉尼奥形容一九五O年代出生的这一代拉美作家:“主要来自底层家庭和无产阶级家庭,倾向于把写作当成向更高社会阶层爬升的工具,作为为自己开拓空间但又小心地不踏逾界限的途径。”波拉尼奥个人托派的左翼政治立场鲜明,作品却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他相信政治革命,却没有成为一位政治革命者,他在《荒野侦探》写到:“流氓无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童年症状。”又说:“革命的梦想最终不过是一场狂热的噩梦。”

四十岁才开始写小说的波拉尼奥没有遵循拉美“小说潮”前辈科塔萨尔、马尔克斯的魔幻写实主义,略萨、富恩特斯对政治与(国族)历史的执迷,更排斥阿斯图里亚斯、富恩特斯等人“文学家→外交官”的菁英路线。他的语言简洁、透明、自由,远远呼应法国小说家塞利纳(Ferdinand Céline)口语的写法。若与同辈作家相较,脱胎欧洲现代主义的美学企图与形式探索反而更接近同样早逝的前南斯拉夫小说家、《死亡百科全书》的作者丹尼洛·契斯(Danilo Kiš)。

若从诗的角度来看,二十世纪两位重要智利诗人聂鲁达及现年高龄一百岁的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ra,二O一一年塞万提斯奖得主)中,波拉尼奥更尊崇后者。《地球上最后的夜晚》最后一个短篇《邀舞卡》中,波拉尼奥这样记述:

当年那些常跟我混在一起,书交换着看的墨西哥诗人,大体上分为巴列霍派和聂鲁达派两个阵营。而我,毫无疑问,是孤伶伶地力挺着帕拉。但是,这些父辈必须被消灭,诗人是天生的孤儿……

一九七三年八月我来到智利。我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买的第一部诗集是帕拉的《大作品》(Obra gruesa),第二部是《制成物》(Artifacts),也是帕拉的。

帕拉和波拉尼奥作品的口语倾向,一方面代表与精致文学品味的断裂,另一方面标示出他们与菁英阶层(譬如“小说潮”世代外交官作家的菁英传统)血统上的不同。定居巴黎的智利电影/剧场导演佐杜洛夫斯基(Alejandro Jodorowsky,另译荷多洛斯基)在自传小说《现实之舞》(La danse de la réalité)中便这样描述帕拉:

那些年,巴勃罗·聂鲁达自称最伟大的诗人,但基于反叛精神,如同大部分的年轻人,我拒绝成为他的狂热信徒。突然间出现的新诗人尼卡诺尔·帕拉,抗拒聂鲁达这位如此内在、如此投入政治的天才,推出机智、幽默、与我们一切认知都不同而他命名为“反诗歌”(antipoèmes)的诗句。我兴奋近乎狂热。终于,一位作者从浪漫的奥林匹斯山走下,只为了述说他日常的烦忧、神经质和情感的挫折。

尼卡诺尔自诩的“反诗人”(anti-poète),并不是反对“诗之所以为诗”的本质,而是反对传统诗歌韵律、抒情与感伤的面向。从名为《烦躁》的诗作,我们便可以窥见尼卡诺尔所谓的反抒情特质:

我不给人任何权利。

我喜爱一角抹布。

我迁移坟墓。

我迁移坟墓。

我不给人任何权利。

我是一个荒谬的男人。

在阳光下,

送汽水者的鞭子

我愤怒异常。

波拉尼奥说帕拉实践了诗歌自古以来的企图,也就是超越大众的耐性,而波拉尼奥本人对二十世纪诗歌运动与流派,如《邀舞卡》中对法国边缘文学/戏剧运动细琐的援引,《荒野侦探》第一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日记及第二部第六节拉斐尔·巴里奥斯喋喋不休的口述,同样挑战了读者的耐性与当代文学知识。

《荒野侦探》和遗作《2666》两部长篇巨著奠定了波拉尼奥在当代文坛的里程碑位置,使他成为马尔克斯之后拉丁美洲近年备受瞩目的指标性作家。《荒野侦探》原题“Los Detectives Salvajes”,意为“狂野侦探”,主轴在追寻一九二O年代墨西哥女诗人西莎莉亚·蒂纳赫罗的足迹、作品(她只留下一首名为《锡安》的图像诗),以及她创办、只出过一期的诗刊《卡玻尔卡》(Caborca),进而带出一九七O年代现实以下主义(书中改称“内在写实主义”)诗人的境遇、发展和他们的时代。

《荒野侦探》

《荒野侦探》的情节、人物与地名虚实参半。历史事件(一九六八年夏季奥运前墨西哥政府对学运的镇压与屠杀、一九七三年智利政变、一九八五年墨西哥大地震)和著名人物(帕斯、富恩特斯、旅居墨西哥的英裔女诗人柯林顿、托洛斯基的曾孙女诺拉·沃可夫)以原貌存在,现实以下主义诗人则予以变形:蒂纳赫罗影射墨西哥女诗人康查·邬琪萨(Concha Urquiza,1910-1945),乌利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则分别是桑提亚哥和波拉尼奥本人的化身。

形式上,《荒野侦探》第一和第三部为日记体,时间相连(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六年二月)的日记切割为二,分置头尾。篇幅最大(共382页)的第二部则是相关的口述与见证,时间横跨一九七六到一九九六的二十年,开始正好接到第三部结束的地方。第二部口述者众多,某些独白被切割,拼图般铺排在不同段落(如老人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被分为十三段的口述),造成一种众声喧哗、交响乐般的立体感,以及时间感吊诡的混乱与迷离。青年波拉尼奥着迷于侦探小说(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阅读,沉湎凶案的推理,有趣的是,《荒野侦探》虽没有令人发指的凶杀事件,但阅读过程中,读者同样必须(当然也可以随之迷失)重构作者精密运算与刻意拆解过的时空谜局。

其实,波拉尼奥的“他我”(Alter Ego)贝拉诺,在《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的短篇《恩里克·马丁》便已出现过,也就是透过这个与墨西哥女人在西班牙同居的落魄年轻作家的双眼,我们看见在“失落世代”轮番上场的孤独灵魂。

“现代,就是艺术最奇险的,路程。现代,也就是拒绝不精确、不真实。”波拉尼奥在《荒野侦探》中多次提到的法国当代诗人布尔特奥(Michel Bulteau)这样说。如果说《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像在纸面轻轻划过的简笔速写,惊心动魄、出人意表的《荒野侦探》则像由一幅幅速写连结而成的画面。相较于长篇大作的曲折离奇,波拉尼奥的短篇小说比较平铺直叙,没有意识流的喃喃自语,也没有瑰丽典雅的文学语言,只是淡渺地把一件(往)事,从不起眼的边角切入,如果对一九七O年代的拉丁美洲和西班牙后佛朗哥时期没有基本的认识,便很难精确掌握波拉尼奥笔下的世界。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让我想起陈映真一九六七年的短篇小说《唐倩的喜剧》,向往当代西方思潮的文艺青年在一个封闭低弥的时代迷失、离散、坠落,他们不羁的生活看似云端上的喜剧,实则极其荒凉。“我很难理解一个希望生儿育女而且还是希望自己分娩的男子,会那么不文雅地让前妻兼店员目睹自己吊在梁上,”在短篇《恩里克·马丁》中,波拉尼奥便幽默而不失悲凉地说,“他的自杀好像是回到地球的车票。”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和《荒野侦探》也可以跟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对照阅读。波拉尼奥的“漫游”没有歌德的励志与乐观的学徒精神,也不是人生的淬炼或自我提升的追寻,而是一步步走向虚无的历程。这是现代人的漫游,源自一九七O年代“垮世代”的荒凉疏离,如同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垮世代/是一群孩子/在路上/讨论着世界末日”的俳句,内在的悲观性格更接近德国导演文德斯改编、赋予现代精神的《威廉·迈斯特》,一九七五的公路电影《歧路》(Falsche Bewegung)。

电影《歧路》剧照

追寻、流浪、迷失是《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与《荒野侦探》的基本命题,也是波拉尼奥/贝拉诺,桑提亚哥/利马的生命写照。内在写实主义诗人结局,失踪的失踪,过世的过世,停笔的停笔,他们是迷失在墨西哥市的墨西哥人,也是迷失在欧洲(甚至非洲)的拉丁美洲人。荒凉虚无的漫游像盯着距离外的目标倒退走,朝着不知何处而去。波拉尼奥的文字幽默又柔情,说是写给同辈的情书,更像悼念一个世代的挽歌。“青春是一场骗局——,”他说,“生命把我们所有人都遗弃在我们想停留或祂方便丢弃的地方,然后忘掉我们。”

[责任编辑:王婵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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