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杨澜:采访了1000位精英人士,我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


来源:凤凰网读书

原标题:杨澜:采访了1000位精英人士,我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2019年是我入行30年,在人生中不长也不短。回头一看,其实一直在匆匆忙忙地赶路,顾不上停下来。借这个机会我停下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再望

原标题:杨澜:采访了1000位精英人士,我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

资料图

2019年是我入行30年,在人生中不长也不短。回头一看,其实一直在匆匆忙忙地赶路,顾不上停下来。借这个机会我停下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再望望前面的填空,是件好事。

什么是成功?

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我也想成功,也想证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寻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后询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我采访了上千位精英人士,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

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地赶路,经常撞着这个碰到那个,我们有没有想过把他们扶起来,说声对不起?

我曾收到这样一条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做了多大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这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

在我看来成功的首要意义在于做自己。新时代对成功的诠释已经悄然改变,它是活力与健康,而不是规模和权力;是自我的觉醒和接纳,而不是屈从于他人的期待;是多元包容的,而不是单一刻板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妄谈创造历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

有时出身优裕与出身贫困一样容易让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笼。许多富家子弟仅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就放弃自己真正的梦想,成为某种传承的工具。股神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他19岁时做出决定,不进入父亲呼风唤雨的金融界,而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当他忐忑不安地寻求父亲的意见时,巴菲特说:“儿子,其实我们俩做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热爱的事!”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传书名就叫《做你自己》。

我们的社会从要求个体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到终于可以让人们理直气壮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进步。如果每个人能够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还能影响更多的人,帮助他们获得成功、进步,这是不是一种更了不起的成功?

资料图

提问比答案更重要

做访谈节目的人是以提问为生的。我们这辈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提问。但是如果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当中有多少环节是在训练我们问问题呢?基本上没有。我们一直受到的训练是回答问题,先把老师教的答案记住,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再还给老师。

美国学校的老师特别鼓励学生提问。在中国的学校,老师可能对学生说,这儿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来解答;在美国学校,老师很可能说,你自己编三道方程式让其他的同学解答。可能是因为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种被学校一步步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对如何提问没什么概念。

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时,正好有一节是外教上的宗教课,他讲完课后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一个大教室里面,100多个学生,寂静无声,大家都羞涩地低下了头,没有一个人举手。

教授非常生气地从兜里掏出了一块美金,说:“谁要是问出一个问题,哪怕是再愚蠢的问题,我就把这张美金送给他。”

我们都有一点受屈辱的感觉,作为学生,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问题吗?记得后来我举手了,至于硬着头皮问了什么问题,了无印象。

说到我与主持人职业相关的第一次提问,还带有点温柔的对质。1990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制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社会上招聘主持人,而且不以播音和传媒专业为限。记得她当时谈到,《正大综艺》需要找一个很纯情的女主持人,要善解人意的那种。

轮到我自我介绍时,我反问她:“为什么在电视上女主持人总是一个从属的地位,为什么她就一定是清纯、可爱、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够更多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呢?”

其实我当时是用这样一个问题来表达自己的某种不满,但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给她留下了印象。后来,我被通知去参加第二次面试,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七次面试后,我走上了《正大综艺》的舞台。

资料图

媒体已经走向娱乐至死?

今天的电视技术已经有巨大的进步,但是同时今天的传统媒体还是有很多的困惑。网络是巨大的挑战之一,很多历史悠久的报纸已经纷纷倒闭。

电视观众也已经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两大收视群体分别是青少年和退休人群,低龄化的趋势和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而20~50岁左右的社会中坚力量、精英力量更多地从网络上获取他们需要的资讯和娱乐,即使是电视节目也常常是在网上搜索收看。

在收视率的压力下,电视人必须要满足这两极化的需求,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电视剧和综艺类的节目占据黄金时段。放眼全国的各省级卫星频道,几乎都把新闻压缩到最小,每晚连续播放2~3集的电视剧,再加上原创或引进的综艺类节目,访谈类、专题类节目已经都被移到11点以后了。这似乎是一个潮流趋势。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或不好,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现实,必须面对的现实。

我也经常会听到读传媒的学生询问,如果要去国外深造读新闻专业,最好采用什么样的途径。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为例,它在大学本科是不设立新闻学院的,通常也不鼓励学生从本科毕业直接上研究生。它更欢迎有专业背景和一定工作经验的人。今天的新闻时代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新闻事件的报道,并不是问了五个W(who,when,where,what,why)就可以写出一篇好的报道。甚至,今天人工智能在财经、体育类新闻的简单报道方面,速度已领先人类记者。

今天的一个优质报道更多地与背景链接有关,即如何把一个孤立的事件放在一定的时间和社会背景的坐标上,给受众一个理解和思考的框架。而对背景的介绍通常需要比较专业的知识,他们更希望是由有专业背景的人进入到传媒的这个行业。相关知识越丰富,提的问题才越有质量。

1996年,我在纽约采访了已经退休的美国CBS的老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先生。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职业素养,特别是高度的社会正义感和诚实客观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不少经典报道——越南战争、阿波罗登月、肯尼迪遇刺、水门事件等等,被誉为美国公民最信赖的人。当今恐怕没有一个主持人或新闻记者能拥有他当年的那种公信力了。

当他退休以后,网络媒体迅速崛起,所以我问他:“您过去总以‘That's the way it is’来结束每天的新闻节目,如今人们已经能够从网络接收到海量的信息,电视新闻未来的角色会是什么?What is the way that will be?”克朗凯特说:“无论人类的社会如何发展,无论人们的资讯有多少不同的途径去获取,真理和真相永远是隧道那一头的光。挖掘真相、追求真相、报道真相,永远是我们最应关注的事。”

诺贝尔奖获得者:我宁愿是个不识字的农民

从美国学习回来以后,1998年我加入了凤凰卫视,作为制片人和主持人制作《杨澜访谈录》的前身《杨澜工作室》。我当时就是希望能做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一对一”的高端访谈节目。其实那个时候自己也不过才27岁,不乏幼稚之处,但是我很有热情。

当时香港电台有一套纪录片给我的影响很深,叫《杰出华人系列》。这个系列是以纪录片的方式寻访了世界各地的各个领域的杰出华人,从李嘉诚到贝聿铭,等等。我当时就觉得应该把优秀华人所做出的杰出成就,通过访谈的形式记录下来。

所以在最初的两年,基本上谁成功我就采访谁,而采访的内容不过就是讲你怎么成功的,是刻苦啦,坚持啦,有伯乐啦,等等,讲的是一个个成功者的故事。

直到1999年我采访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观念才发生了转变。

崔琦告诉我,他出生在河南宝丰县,乳名叫“驴娃儿”,直到10岁也没有出过自己的村子,每天帮助父亲做农活、养猪放羊。

12岁的时候,他的姐姐了解到了一个可以让他到香港的教会学校去读书的机会。他的父亲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民,觉得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已经到了可以帮着干农活的年纪,不愿意放儿子走。

但他的母亲对儿子有更高的期待,坚持要把儿子送出去念书。小崔琦舍不得离开家,母亲就安慰他说,下次麦收的时候你就可以回来了。然后把家里剩下的一点粮食给他做了几个馍装在小包袱里。就这样,小崔琦跟着亲戚远走他乡,坐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到了香港。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他的父母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饥荒中饿死了。

我问崔琦:“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琦将会怎样?”我期待的回答是“知识改变命运”之类的。

崔琦的回答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其实我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如果我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家里有一个儿子毕竟不一样,也许他们不至于饿死吧。”

我听了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诺贝尔奖也好,科学的成就也好,社会的承认也好,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失去和永远的心痛。而如果我们做节目还停留在讲述所谓的“成功故事”,我们也就失去了对人性更深层的了解和体会,最终归于浅薄。

在探索世界的同时,我们有机会更好地认识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其实我们每个人自问的问题可能比问他人的问题更重要,简单的问题比复杂的问题更重要。比如,“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我快乐吗?”

内容选自

《一问一世界》作者: 杨澜/ 朱冰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9-3

[责任编辑:王婵婵]

  • 好文
  • 钦佩
  • 喜欢
  • 泪奔
  • 可爱
  • 思考

热点关注

凤凰新闻 天天有料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