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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阎连科:于虚实模糊之际,细道真实


来源:北京青年报

原标题:阎连科虚实模糊之际细道真实阎连科中国著名作家,被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1958年出生于河南洛阳嵩县田湖瑶沟,毕业于河南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现任中国人民大学

原标题:阎连科虚实模糊之际细道真实

阎连科

中国著名作家,被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1958年出生于河南洛阳嵩县田湖瑶沟,毕业于河南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文化教授。2018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作品已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炸裂志》等。

【手记】

和阎老师见面的这一天,我并不是完好的。我失去了一个朋友。很多天以来,我无法工作。而《速求共眠》成为我开始与外界尝试沟通的第一站,成为我重新拾起智商开始“战斗”的第一战。

翻开《速求共眠》,第一页,我吓都要吓死了。“一面说着淡泊名利,一面渴求有一天名利双收——我在这高尚和虚伪的夹道上,有时健步如飞,有时跌跌撞撞,头破血流,犹如一条土狗,想要混进富贵人的怀抱,努力与侥幸成为我向前的双翼。”只是觉得阎连科,借着这个作者阎连科,说出这番话是有胆量的。哪个作家敢这么直面自己心里的欲望,还能把一些大家约定好不讲出来的话讲出来啊。

是在那一刻,我觉得阎连科老师虽然表面有一种看不透的复杂(我理解这份复杂,或许是经历使然,年龄使然),但他内心仍是诚实的,磊落的,可信的。

很快地,我翻完了。中间经历了几次悄然落泪(不是因为情节),也经历了几次暗自拍桌子,我心说,阎老师,你这样不会把文艺界都得罪一遍吗?

这本书,他说自己是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游走,我想,可能就是在这种虚实莫测的面具之下,阎老师方可说出他花甲之年的一些实话。他复杂的部分,就是他自己做了一张面具;他可信的部分,就是他在检视自己,检视自己所在的世界。

翻书的时候,阎老师坐在离我很近的屋子里签书,接受采访。我刻意没有和他交谈,但依稀觉得我们建立起了一种信任。那份信任,让我决定在开始采访提纲的问题之前,和他聊一聊生死。

我们对坐在长桌的两边。他和我说,他六十岁了,很多事他都想明白了。他告诉他对面这个晚辈:人啊,要经过理想主义,再越过虚无主义,最终明白“无奈”才是人生常态。

这些话,恐怕是还需要我用时间来体会。

一些更具体的细节就留给记忆吧。总之,我们共享了一些记忆。看着突然开始流泪的我,他诉说起自己的一些遗憾。我知道他也哭了。他抽了两张纸巾,一张给我,一张留给他。那一刻,我看见了他的善良。不是虚伪的善良,而是一种本真的善良。

大概是因为这些,在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变回了之前的那个提问者,像我的朋友没有离开的时候那样,像她站在我身后一样。

我也问我自己,该不该要把一些带着刃的问题抛给阎老师?

可我又想,如果真正的文学是尊重这个时代的,那相应的,真正的尊重也就不该是抬着花轿把真正的文学家捧上天,不该让他们与现实隔离。今天的文学批评是否完成了这份尊重呢?我没有答案。

你到底是喜欢写作,还是喜欢写作能带给你的东西?

我想,说到底,阎连科还是前者。

我想,我尊重他。

今天写这部小说,纯粹是想和读者见面

记者:为什么写这本书?

阎连科:是因为确实我有五年时间、写了7本书都没有出版。比如我和方舟一个对话《两代人的十二月》,这本书我们觉得做得还是比较认真,但是做到中途觉得做不下去了,就草草结束了。还写了《日熄》,写了《四书》,包括两本文学讲稿。

不能出版和其他原因没有关系,就是因为觉得写得不好。写得好就一定可以出版,要是大家都意识到你写得不好就无法出版。我觉得作为作家总要和读者见面,这些都没有出版,你就会觉得和读者见面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写这部小说,纯粹是想和读者见面。

人家经常问我为谁写小说,我说为我的内心世界,为自己写作。其实这部小说我背叛了为内心世界写作的想法,纯粹是希望和读者交流。当然,我希望这个交流是有意义的、轻松的。我采取了一个非虚构方式,生活中的朋友全部拉进小说。我想这部小说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一种写作的自由,也许读者会觉得这个故事有意义,也许没有意义,但是它另外有一种写作的自由——那就是在其中我想怎么写我就怎么写。它是实现了那种东西的。

所以关于这本小说,你不要追究它多么深刻、多么复杂,你就想这个小说很轻松、很愉快,作家写作的时候是非常自由的,那我想可能就达到目的了。这本小说写得也非常快,两三个月时间就写完交出去了。

非常感谢理想国最终把这本书推出来了,也非常感谢蒋方舟、顾长卫、杨薇薇、郭芳芳等。当时我把这个书给她们看合适不合适,她们唯一的一句话就是“阎老师你怎么写都行,只要能出版。”这点我是非常感谢她们的。

我其实最近几年,应该是很长时间对于自己的写作价值一直在产生怀疑。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写小说,为什么把小说写成今天这个样子?比如说我经常开玩笑说,你写小说是为了挣钱,你能挣过金庸吗?你没有他挣得多;你写经典,你能写过鲁迅吗?你能写出《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吗?你也写不出来。你既不可能写出经典,也不能挣很多钱,也不能当官,那你每天又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

所以在写作中间,我对自己乃至于对所有作家这个群体,甚至对整个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价值都不断在怀疑。你没有权力怀疑其他知识分子,你也没有权力怀疑其他的作家,最终我总可以怀疑我自己吧?

所以你会觉得,我在《炸裂志》中写了那样一个阎连科的形象;在《日熄》中讲了江郎才尽、恨不得要当和尚的阎连科形象;在《速求共眠》这个小说里面又写了对什么都没有信心、对什么都没有把握、对什么都左右摇摆的阎连科的形象。

包括刚才坐在那里,和理想国做这个活动,是为了多卖一些书呢?还是为了和读者交流呢?还是想把你自己内心袒露给读者?所以我对我们今天所有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怀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我这几年特别困惑的东西。乃至写这本书的时候,为了能够发表出来,还专门请了德高望重的人写了一篇文章,保证这本书是没有问题的。那个人说了一句,“这篇小说,阎连科清楚地告诉你们,我不能批判别人,我能不能批判我自己呢?”我觉得他说的是非常准确的。

这本小说的价值,就是它彻底混淆了纪实与虚构的界限

记者:那这本书,算是一个自白吗?尤其第一章写的那些,是真有其事?

阎连科:首先,关于拍电影的过程基本是真实的。我首先想讲一点,我是一个相对比较世俗的人,一生都不能彻底摆脱名利对自己的影响。虽然今年已经60岁了,虽然我们说淡泊名利,但对我来说也是有难度的。这个小说创作之初最开始确实是我想做一个电影。我的朋友当时打电话来,说“挣点钱挣点钱”。拍电影是一个想法,更重要的是做一点小说以外的事情。

记者:所以策划电影的过程中,当真有您、蒋方舟、顾长卫这些人在讲述李壮的故事?

阎连科:对。我们在一块儿讲了讲李壮这个河南农民工追求北京大学女大学生的故事。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故事都很有意思。我希望把它拍成一个纪实的电影。现在中国有些电影特别假,假到不可思议。我们想用纪实的手法,拍一个虚构的故事,完全按照纪录片去拍它。我跟顾长卫说,要比《秋菊打官司》更真实。我说让蒋方舟来演这个女大学生,然后宣传的时候就让她去跑。她们还出了好多主意,我觉得都挺好的。

记者:后来这个电影怎样了?怎么就变成《速求共眠》这本书了?

阎连科:这个电影最后还是没出来。后来我见了另外一个朋友,他把这个想法拿走做成电影了。一直到拍完,我都没问过。最后我就想,还是把拍这个电影的过程写成一本吧,写一本有趣的、好看的、能出版的书,于是就变成了《速求共眠》。但我一定不会像有的作家,拍一个电影再把剧本改成小说,也一定不会把电视剧弄得稀碎之后扩成小说。我希望小说和剧本都是存在的,它是有一定艺术价值的。

记者:那《速求共眠》这个作品,我们到底应该认为它是小说还是非虚构?

阎连科:你如果理解它是小说,那它其中确实有一部分是非虚构的,这个非虚构也是不断被虚构打破的。我觉得这本小说的价值就是,它彻底混淆了纪实与虚构的界限——这些虚构中间,还延伸着一种东西,比如后面说蒋方舟和顾长卫闹得大家都不愉快的事,这个是虚构的。但是你把前面的非虚构延伸进虚构中间去,就变得很模糊——虚构在否定非虚构,非虚构也在否定虚构,真在否定假,假在否定真。

记者:这本小说里的真或者假、虚构还是非虚构,是您想让读者来判断的?那伦理的问题怎么办?

阎连科:我想读者会思考这个问题。恰恰在这一点上这本小说写出来一个最大的真实。我们看到某一个人的真实、某一个事件的真实,都是大真实中间的小真实。而这是从小事件中写出来一个大真实。不存在什么伦理问题。

记者:那当事人怎么办?其中这些有名有姓的人是真的人,发表之前您说都给她们看过。

阎连科:我给每个人都看了初稿。书中的这些人,我挺感谢的,她们觉得,阎老师只要你觉得好就好,能出版就行。我想这是对我的理解。出版方会比较周全地请她们签了文件。

记者:在这种虚构与半虚构之间,您作为作者,当自己写出那个“我”的时候,会觉得可以更诚实一些吗?

阎连科:《日熄》里的阎连科可能更内在一点,而《速求共眠》里的阎连科会更有趣一些,也反映出另外一种身份,比如对金钱的态度。

如果一个人经不起一夜成名

那你也别想经得起大的痛苦。那就别当作家了

记者:那阎连科对金钱、对名利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态度呢?

阎连科:我从来都没说自己对名利没有欲望。最理想的就是淡泊名利。那,要诚实地讲,你就是在乎名和利的,无非是在乎多少的问题。所谓淡泊,也只是在谈“淡”和“泊”而已。淡泊,不等于没有。老祖宗让我们淡泊名利,从来没有讲让我们彻底断了名利。某些时候,名利是生活的一个必需品。

记者:名利是一个必需品?

阎连科:一定成分上是一个必需品。大家对名利的要求不一样,这个底线在什么位置才叫淡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这个小说我认为这一点还是真实的,就你从来没有把欲望从自己的头脑里剔除过。

记者:今天尤其文化界,不管是拍电影、写东西或者排话剧的,大部分人都会说自己是有一个理想在,创作的目的很纯粹。

阎连科:每个人都有理想,比如对文学、对艺术、对写作。我也会说不是为了读者,确实是为了内心世界。但是写出来之后你是渴望有人读的、渴望有人交流。

记者:那是为了有人能读的欲望写作。在您看来,知己的读者和名利两者一样吗?

阎连科:即便一个人是为了名、为了利写作,但是他写作过程中间也会忘记那些东西,完全进入另外一种境界。写完了他会考虑这些东西。我的意思是即便你为了名和利写作,也不见得你不会写出伟大作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写作的目的并不是“我想写出伟大的作品”,可他们不都写出了伟大的作品吗?

写作的目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写出了什么样的作品。目的多么庸俗都可能产生好的作品,多么高尚的目的也有可能写的是垃圾。真的是要看那个作品本身是什么东西。

但是今天,特别是微信公众号这种环境里,会把名利放大成流量。今天的一些写作者不仅会为了名和利,他甚至在写作的时候都会在想读者——我这样写读者就可以为这个东西买单;或者如果我这样写,大家会觉得我有担当。这种,我觉得今天的环境里面可能不乏存在。

记者:那能不让名利干扰写作吗,特别是年轻的作家?举个例子,“匿名作家”活动把郑执推出来,他一夜成名,第二天就成了著名作家。他之前为读者创作,一夜之间什么都有了,你们的比赛结束了,之后他怎么面对创作呢?

阎连科:之后是他的事情,是他的造化,是他对文学的理解。这种事情在上世纪80年代每天都在发生,作家只要在《人民文学》登个稿子,拿一个全国奖,一夜成名,就比今天的任何作家红得发紫。可这些人,有的还在写作,有的不写作了。我想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命运,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坚持,谁都不要去排斥另外一种存在。如果一个人经不起这样一件小事情,那你也别想经得起大的痛苦,那就别当作家了。

我不是知识分子,没有能力。我也希望文学别承担那么多东西

记者:如果作家可以抱着名利和欲望写作,那作家和知识分子好像就有了一些区别?我们总觉得知识分子身上应该承担着某些与名利隔离开的责任。

阎连科:知识分子应该有责任,但不应该是你去要求他有责任。首先我觉得我不是知识分子,也没有能力,我也希望文学别承担那么多的东西。

记者:您觉得您不算是知识分子?

阎连科:我肯定不算。

记者:在您看来作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那道线是什么?

阎连科:我想知识分子一定是要让这个社会有思考的,并且让思考的人越来越多。

记者:文学不承担这样的功能?

阎连科:当然承担。但是有一点,文学不光是这样。文学的丰富性恰在于此。文学的复杂、它的有趣就在于我可以让人愉悦,我可以让你思考,我可以关注人性,我可以批判,我也可以歌颂。

记者:但是您刚才也提到,希望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想到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里面的真与假,您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东西让社会思考的。

阎连科:他可以思考,他也可以不思考。文学就是会给人各种各样不同的感受。比如中国人会觉得阿Q充满着幽默,到西方人一看,这有什么好幽默的?

写作的时候我觉得作家不会去想那么清楚。作家首先一点,我希望这个小说是有趣的,好看的,出版的。

能写出一种野小说,不是小说的小说,这对我可能更重要

记者:我又想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作为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说到这个书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它是基于一定现实的又有一定虚构的。那前一阵子一些自媒体不是也在用这样的手法写了《寒门状元之死》?她的下场可并不好。

阎连科:那个“状元之死”,那天早上这篇文章把我看得热泪横流。后来听说这是一个假的。

我想两个事情的目的要分得清楚。热泪横流的文章,它的目的可能叫那什么“点击量”“阅读量”是吧?《速求共眠》也是真真假假,但我想打破的是文学中间的一种界限。我想它的目的还是不一样。

说到底,我希望出版这个小说并不是毫无价值,比如说你希望打破虚构和真实的界限。中国人在纪实和虚构的那条界限是人人都很清楚的,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我们写小说是有边界的,写小说的方式也是有边界的。

但对我来说,写小说的方式也是没边界的。我经常说,看篮球的时候,犯规那一瞬间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看的,非常有价值的。如果所有的体育竞赛没有犯规,那就是无聊。犯规那件事情对我来说是特别有趣的、好看的。我经常说写小说,写规范的小说也非常重要,但能写出一种野小说,不是小说的小说,这对我可能更重要。

记者:大家诟病的其实也是“状元之死”把事情改来改去。所以您还是觉得您和这个“状元之死”的区别在于,他们的目的是点击量,但你的目的是打破小说的界限。

阎连科: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有一点,对我们今天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大惊小怪。创作的事情比起别的事,小到不能再小。

记者:您觉得混淆真假的事,是大小之分的?

阎连科:当然有大小之分。

记者:可这都是关系到真相道德。真相道德,有真假吗?

阎连科:问题是大真相和小真相。大真相关系到人人,我们都有可能和它有相关性。

记者:可是如果这样说的话,您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作家模糊了自己小说当中虚与实之间的界限,就是可被原谅的。

阎连科:我想《速求共眠》模糊的这个真相,恰恰写到了中国最真实的地方。

[责任编辑:霍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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