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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盛宴!谈中国古籍装潢艺术馆藏精品文献展


来源:北京青年报

原标题:来,赴一场“读书人”的盛筵书是有生命的——关于这一点,直到上大学读书才意识到。第一位俄罗斯老师,是一个刚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姑娘。现在回想起来,她

原标题:来,赴一场“读书人”的盛筵

《四欧宝笈》

《进瓜记》《江流记》线装,内府装池本

《宋拓薛尚功钟鼎款识法帖》

《郁孤台法帖》

《重雕足本鉴诫录》

《愙斋集古录》

书是有生命的——关于这一点,直到上大学读书才意识到。

第一位俄罗斯老师,是一个刚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姑娘。现在回想起来,她有股子上世纪90年代初莫斯科知识青年的嬉皮劲儿,略近于北京话的“飒”,宽松的白T在合身牛仔裤的腰间随意系个结,潇洒而漂亮。某次在她的公寓见到一本苏联出版的诗集,第一次见到布面精装、铜版纸、全彩色印刷的诗集,图片、排版和诗歌和谐地组合在一起,书本身已然是一件艺术品。不禁问道,你们的图书,都是这样的郑重么?她甩甩栗色的卷发,郑重地答曰:书和人一样,都是有生命的不是么?一本好书,为什么不让它更有尊严,活得更久呢?

在当时盗版书横行、正版书也不怎么讲究“体面”的环境下,这个观点足够新鲜,并且竟然来自咱们想当然以为“潦倒了”的邻邦。现在想来,更令人思考的是他们对待书籍的态度,这不也正是对“文化”的态度吗?

我们的文化中,不用说天一阁、过云楼等等“书香门第”对书籍的珍视,老百姓可是都知道“敬惜字纸”的;孔乙己虽然是“唯一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的人”,却时时以“读书人”自傲。甚至,娱乐至上的小S都会恭恭敬敬地称蔡康永为“读书人”,这里面不带任何的“娱乐”成分。

但不知从何时起,“读书人”的面目竟然模糊起来了;“学历”和“读书人”早已不再能够画等号,高学历的人越来越多,真正的读书人却是越来越少;与此相应的是,书店里各种功利性质的图书越来越多,用来撑门面、动辄过万的豪华书也越来越多,但“读书人”爱扎堆儿去的地方,却在逐渐消失。甚至于,对好书的宝爱会被视为一种迂腐:那种因为一本好书的感召,大家争往书店抢购的景象难得一见了。

所以,前些日子在上海图书馆的“缥缃流彩——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馆藏精品文献展”大展现场的最深体会就是:这是一场“读书人”的专享盛筵。甚至窃以为,“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几个字,远远不能涵盖这场盛筵的意义。当然,仅仅就“装潢”二字来看,此展已经是非常专业了,精心地从“护帙”“饰观”两个方向,让观众直观了解到册页装、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中国传统书籍的装池方式。

百余件展品中有三十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其余则是二级文物。在上海图书馆并不算大的展厅空间里,挤满了来看展的观众,和其他展有所不同,似乎大家都是有备而来,并不仅仅是为了拍照发朋友圈;同时,上图的专家们几乎全体出动担任讲解员,在每一件国宝周围,都会看到一个耐心解说的专家被人群簇拥,解说者和听众都沉浸在一种喜悦中——想想上世纪英语角或新诗会的场景。这场面,您有多久、多久没见过了呢?

那么,是什么样的书,有资格受到如此拥戴呢?

看展览的图片,似乎很多书籍“貌不惊人”,仅仅就“装潢艺术”而言,或许有的展品“颜值”算不得艳惊四座,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同时是金石、古籍、历史、文学、书画种种学问的“集大成”,就不难理解此次展览规格之高了。

有多高呢?以展品中并不为大众所熟知的一件为例,经清代大藏书家黄丕烈重装的《宋拓薛尚功钟鼎款识法帖》。前几天,这套书的一种在嘉德秋拍中拍出了3852.5万元。

薛尚功何许人也?从古至今,著名的“金石学家”扳着指头也数得过来,如果说最有名的算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那么第二有名的就得算南宋的薛尚功了。

而黄丕烈则是藏书界的大人物,被称作“五百年来藏书第一人”。他爱书到了什么程度呢?每到除夕之夜,他必定祭拜他的藏书。今人听起来或许不可思议,甚至会觉得是不是矫情了点,但此举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风雅”,其中更有一种对智识、文化的尊崇,用他自己的话说,书籍是一种精神命脉的维系。在任何一种反智主义盛行的时代,这种尊崇都是极为珍贵的。试想《宋拓薛尚功钟鼎款识法帖》八百多年来,历经怎样的战火、焚书(赵明诚托付给李清照的金石资料便均毁于战争流离中),今天拍出的这个数字,算高吗?

所以,黄丕烈称之为“稀世之宝”。

讲到金石学,另一件重量级文物不可不说,那就是晚清重臣、金石大家吴大澂的《愙斋集古录》,里面收录了他毕生的心血——一千一百多器金文拓片汇编,但生前并未出版,这部珍品是经过其孙吴湖帆之手重装的,对金石学感兴趣的人而言,能看到这件原物就好比书法家看到兰亭序一般。吴湖帆为了整理祖父的这些成果花了大心思:首先他订制了特大的格子纸作为内页,亲笔题写卷首、目录,并对其中的内容修订、补缺,对原本拓片、墨迹进行了极为精心的裁割、拼接,延请吴昌硕、吴稚晖等各路名人题签,经他重新装裱的书已经俨然是一件精美艺术品,全书三函十二卷,均采用六眼线装,使用藏青色的绢作为书衣,并用泥金题写书名;而此书的函套采取了蓝布四合套的样式,贴蛋青洒金书签,配色雅致非常,各种细节充分体现了一个嗜书如命者的精益求精。

同样的精益求精也体现在黄丕烈的另一件“作品”,宋版书《重雕足本鉴诫录》之上。为何将其称为黄丕烈的“作品”呢?这本宋版书原为明代收藏大家项元汴装池,由于是孤本,再加上黄以重金购置(在他的题跋中留下了一笔细账,算了一下此书每页值四钱六分银子),故极为重视,本来这本书已经经过项元汴的一番修复补救,但黄丕烈认为明朝的纸配不上这本书,故而用自己收藏的珍贵的宋纸重新装池,用宋代藏经纸来做书衣,并几乎挖去了项元汴的一切痕迹。但更有趣的是,这本书后来经光绪皇帝的“帝师”、晚清重臣翁同龢收藏,看到黄丕烈的精心算计,翁老先生不禁题诗一首:标题截字真成陋,计叶论钱亦太酸。传于后生增一笑,海涛声里几回看。

晚清另一堪称“书痴”的政府要员要数龚心钊了。此翁在光绪年间曾任驻英、法等国大使,并曾任驻加拿大总领事。但他作为合肥望族,并不在乎名利:毕竟连三国古战场“逍遥津”,都只不过是他们家的后花园而已。此次展出了他的重量级藏品《宋拓九成宫醴泉铭》,俗称“天价九成宫”。怎样个天价呢?其实不多,也就是如今上海滩的一栋带花园的别墅吧。

欧阳询《九成宫》大家并不陌生。但是作为如此饱满、清晰、能完美体现宋代原始面貌的拓本,恐怕大多数书法爱好者都无缘一见;而龚心钊为这本书所作的修复,更增加了它的价值。

这本宝贝被龚心钊用一张从伦敦带回的精美鹿皮精心包裹,鹿皮内侧钤印大小印章数枚,颇有“中西合璧”的意味。最令人称道的是,龚心钊在修复中秉持了“修旧如旧”的精神,原书封面是宋代缂丝,他只在磨损的书角用同样的缂丝稍作修复,原书旧装的宋纸一律保留,然后用同样的宋纸加固,看似未动,实际上处处做了硬功夫的修缮,比所谓豪华装修不知高出多少倍。这,才是真正的所谓“高级审美”,是那个年代的“读书人”抵达了的。通过龚心钊留下的批注,我们可以感知他读书细心到了什么程度,例如,他甚至注意到,由于此碑在陕西麟游县野外,那个地方常有些骆驼上去蹭痒,工匠拓碑的时候,由于并没有拓干净,连驼脂就一起拓下来,把拓的跟后面的背纸粘在一起了。龚心钊将此一一标注。值得一提的是,龚心钊还特意留下了装裱工王仪堂的名字,不知是不是他多年出洋所受的影响。若匠人都能真正得到如此重视,也许今天就不用那么费劲地宣扬“工匠精神”了。

更神奇的是,龚心钊有收藏各种古纸的爱好;这本书里就夹着一张他题写的“晋朝茧纸”。但由于展出条件所限,这本书只能安静地躺在展柜里,无法翻开,故而“晋纸”不得一见;然而当天遇到一名远道而来的参观者,说自己就是为了这张晋纸来的,也算花絮一件也。

展品中的上海图书馆“镇馆之宝”,海内孤本《郁孤台法帖》,也出自龚心钊的收藏。这件珍品因为收藏了“宋四家”,尤其是苏东坡的一些难得一见的笔迹而著名。策展方还从中选取“月夜”和“听琴”几个大字做成了文创产品。

展品中的那套明内府旧装《三国志》,也出自龚心钊的“装修”。他用来裱背加固的,是乾隆内府大库使用的“高丽笺”。

当然展品中不止一件《九成宫》,另一件也大有来头。

吴湖帆的镇宅之宝——《四欧宝笈》,收录了欧阳询的四件极为珍贵的碑帖:南宋本《九成宫》,北宋晚期《皇甫诞碑》,北宋本《虞恭公碑》以及“四欧”之冠,宋本《化度寺碑》。收齐这四种宝贝,毫不夸张地说,恐怕得千年一遇的机会,而吴湖帆竟同时得了,难怪他会用“四欧堂”命名自己的书斋,定制高级楠木书匣,也算是供起来了;这还不算,他不仅与夫人潘静淑用金粉联合题跋,还为此作画四幅,均为吴湖帆所擅长的青绿山水,此次一并展出,更令我们领略到中国传统“读书人”诗书画印样样俱精的功力。

这种个人风格突出的才子藏书仅仅用“图文并茂”无法涵盖,更是有“一片闲情”,书画之外的“格调”,才是“读书人”所看重的。例如展品之一,经吴湖帆装池的明末清初“秦淮八艳”之一马湘兰流传下来的唯一手迹,这是她写给江南才子王稚登的书信,书匣上题有“鱼腹缄情”,吴湖帆外甥、著名画师朱梅村专门为马湘兰画了画像。假如我们略微了解这个扎扎实实的爱情故事本身(并非戏曲里的才子佳人那种),莞尔之余,恐怕要感叹,真实的爱情大抵如此吧。

[责任编辑:霍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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