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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文脉贯雄安 燕赵畿辅等文化传承任重道远


来源:中国经济网

原标题:三千年文脉贯雄安燕赵畿辅等文化传承任重道远在雄安新区建设中,必须要注重文化传承,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经典建筑元素,同时结合区域文化、历史传承、时代要求,打造城市特色风貌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

原标题:三千年文脉贯雄安燕赵畿辅等文化传承任重道远

▲雄县古战道

?雁翎队雕塑

在雄安新区建设中,必须要注重文化传承,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经典建筑元素,同时结合区域文化、历史传承、时代要求,打造城市特色风貌

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地区的历史悠久,文化沉淀深厚。考古资料表明雄安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雄安地区产生了以“容城三贤”为代表的著名历史人物;以“宋辽榷场”为特色的商业文化和民族融合文化;以“雁翎队”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以及以各类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民俗文化。

燕赵文化厚重悠远

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精神集中表现为忠君报国、勇于牺牲的精神,在雄安地区表现最为突出

燕赵文化是雄安地域文化得以生成、发展并不断得以升华的母体。从地缘上来看,雄安地区属于燕赵文化圈的史实是一贯的,从未间断。目前已知的雄安地区商周时期遗存20余处,且有重要的遗迹和遗物发现。

春秋时期,雄安地区为燕国之辖境,周桓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97年)受山戎侵逼,燕桓侯曾迁都临易(今容城县城东14公里的晾马台乡南阳村)。战国时期,赵国灭中山,得今安新之地,奠定了雄安地区“燕南赵北”的基本格局。目前国家文物局认证公布的有容城黑龙口燕长城、安新申明亭长城、西关长城、雄县千里铺长城、王场长城等5处。燕南古长城不仅是燕赵两国的分界线,同时也是燕赵文化的结合部。

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收复瓦桥关,并在此设立雄州,下辖归义(今雄县)、容城二县。北宋时期,以白沟河为界与辽国对峙,出于军事需要,仍在此设置雄州。雄州的设立,大体上使雄县、容城、安新三县作为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划单元出现,有力地促进了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后周、北宋时期,是雄安地域文化继战国之后又一次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契丹雄踞北方,掌控燕云十六州,对中原王朝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北宋为巩固北部边防,采取六宅使何承矩的建议,从雄州边境开河引易水向东,沿边境注入渤海,东西三百余里,南北六七十里,沿河开辟湖泊,修筑堤坝蓄水,形成大面积水田,以遏制辽国的骑兵。这一措施不仅有效地阻止了辽国骑兵南下,而且在关隘以南播种水稻,沿河种植桑枣,对于雄州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仅如此,北宋还在雄州构筑了结构复杂、功能齐全,被称为“地下长城”的边关古地道。金泰和八年(1208年),析容城县置渥城县,并将安州的治所移到渥城,同时割容城县属安州,造成雄安区域分属于雄州和安州。

元明清时期,雄安地区成为拱卫京师的畿辅地区。明洪武七年(1373年)。降雄州为雄县,说明这一地区的军事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在文化上,由于受到京都文化的辐射和滋养,却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燕赵文化的阶段性特点就是畿辅文化,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精神集中表现为忠君报国、勇于牺牲的精神,在雄安地区表现最为突出。可以说,雄安地域文化的转型和燕赵文化的转型是同步的。燕赵文化不仅孕育了雄安地域历史文化,同时也不断涵养、提升着雄安地域历史文化的层次。雄安地域历史文化植根于燕赵文化,和燕赵文化一脉相承。

畿辅文化质重朴实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雄安地域文化中天然形成了服务京师的大局意识

元明清时期,雄县、容城、安州都属于保定路、保定府,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地区之一,因此受京都文化影响也最深。清朝康熙年间曾于白洋淀淀区兴建了圈头、赵北口、端村、郭里口四大行宫,行宫楼阁水影,葱翠环抱,华贵优雅。康熙、乾隆曾多次到行宫驻跸,留下许多赞美白洋淀风光的诗篇。盛行京都的昆弋腔流散到白洋淀地区,成为当地群众同乐会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

这一时期,雄安地区成为畿辅文化的核心区。以教育为例,清代河北地区县级书院共计136个,其中保定府最多有22个,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均建有县一级的县学和书院。“渥城书院”“正学书院”“葛乡别塾”“静修书院”,被称为白洋淀四大书院。除书院外,乡间私塾教育也得到发展,如清代容城县80多个村庄中,就建有102座私塾。据不完全统计,元代以前,雄安地区留下著作的只有唐代的冀重和宋代的赵珣。元代雄安地区有著名学者有刘因和俞皋。明清时期,雄安文名更盛,留下著作的学者多达40余位。正是由于畿辅文化的滋养,使雄安地区“性缓尚儒”“略少文华”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并逐渐形成“颇知向学,士类渐众”的局面。以刘因、杨继盛、孙奇逢为代表的“容城三贤”,是京都文化辐射圈内的畿辅文化得到滋养、发展的标志。

刘因是“元初三大儒”之一,在理学、文学、史学等方面成绩斐然,并且和他个人的志趣、品格、操守、风节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他成为名重朝野的著名学者。杨继盛不畏权势,上书“十罪五奸”状告奸臣严嵩,结果被捕入狱。在狱中,杨继盛受尽酷刑,仍威武不屈,临刑前留下诗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孙奇逢以“直指孔子”与“躬行实践”并举,创造出一套兼容并包的实践性“新理学”,开辟了清初黜虚务实的一代学风。史书中将“容城三贤”和“眉山三苏”相提并论,并称雄安地区“读书有种、道义有流”,足见其影响之大。还应重视的是明末清初在白洋淀南蠡县、博野产生著名的颜李学派,创立和践行“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与孙奇逢的理念相通,传承了燕赵文化中质重朴实、求实力行的精神,成为畿辅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同属于环白洋淀文化圈。

元明清时期,随着北京成为首都,雄安地区的角色定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作为“上谷雄郡”“畿辅屏障”的雄安地区,成为拱卫京师的桥头堡。雄安地区三县在明代时,都曾大规模地修筑城墙,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在其地域文化中天然形成了服务京师的大局意识。

融合文化兼收并蓄

雄安历史文化始终具有开放包容的胸怀,既接受内地移民亦兼采边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和风俗习惯

雄安新区处于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结合部,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冲突和休养生息的前沿地,因此融合文化是其地域文化的主基调。

先秦时期,这里是“燕南赵北”之地,而原生态的燕赵文化本身就具有农耕和游牧二重文化属性。白洋淀地区战国时期的燕国南境文化,不仅包含赵齐等中原诸侯国的同质文化渊源,同时也夹杂某些北方戎狄部族的文化因素,同时更具有春秋以来燕国文化的本地特色。这也是自史前以来走廊文化传统的长期延续。西汉景帝以匈奴降王徐卢封容城侯,封东胡降王卢它之为亚谷侯,说明此地是匈奴、东胡和汉族重要的共生聚集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雄安地区再次成为民族融合的重要区域。唐代此地成为抗击契丹的前哨,曾在此设置北义州和归义县,以安置契丹、奚等部众。五代石敬瑭献燕云十六州后,致使雄安成为辽国疆域。周世宗收复河北三关后,在瓦桥关设置雄州,以镇遏契丹。

宋初与辽经过多次战争,最终签订“澶渊之盟”,以拒马河为界与辽形成对峙局面,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北宋时期,雄州除突出的军事职能外,还有以榷场为主要特色的特殊的经济职能。北宋在雄州设榷场,由官方办理交易。榷场交易的物品,从宋朝输向辽朝的有稻米、绢帛、茶叶、瓷器等。辽朝方面在榷场交流的产品为马、羊及皮制品。雄州榷场的设立,促进了宋辽两国的经济交流,满足了两国的经济需求,带动了雄州经济的发展。同时,使胡汉民族在商业交流中实现文明互鉴、共融共生,推进了民族融合。

金元、明清时期,大量女真、蒙古、满、回等少数民族迁徙到雄安生活,逐步融入当地民众之中。反映在治学方法上,著名学者都主张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比如刘因主张读书“无经史之分”,被誉为“博闻之儒”。孙奇逢兼采陆象山、王阳明、朱熹之说,形成“躬行实践”“经世载物”的理学新思想。

雄安地区历史上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界地带,因此雄安历史文化始终具有开放包容的胸怀,既接受内地移民亦兼采边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和风俗习惯。同时在学术上具有综合百家,成一家之言的气度和品格。正是由于雄安地域历史文化中具有“融合文化”的因子,因此在雄安新区建设中能够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接受外来文化并逐渐内化为自身文化的优势。

白洋淀文化灵动优美

白洋淀不仅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养育了雄安儿女,同时也孕育了别具风情的北国水乡民俗文化

白洋淀首先是黄河长期作用形成的洼地积水成淀。后来的演变主要是人工修渠筑堤、引水蓄塘而成。白洋淀是由白洋淀、藻苲淀、马棚淀、腰葫芦淀等143个大小不等的淀泊组成,总面积366平方公里,年蓄水量达13.2亿立方米,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古代有“北地西湖”之称。

白洋淀是人工湖,更是自然原生态和民俗原生态交融的多彩湖泊。淀区盛产菱角、芡实、莲藕、芒子、芦苇、野鸭、河蟹。白洋淀东半部水区适合种植水稻,自古就有“鱼米之乡”“冀北江南”之称。白洋淀风光旖旎,尤其以荷花最具特色。白洋淀造船业历史悠久,相传北宋时杨六郎曾在此操练水军。金朝时,海陵王曾在此建造千艘战舰,诗人描绘了当时的盛况:“大船辟舰容万斛,小船飞鹘何翾翾”。清代加强了白洋淀地区的治理,使这里的航运事业达到极盛,保定到天津的水路运输历经二百年不衰,都促进了白洋淀造船业的发展。

白洋淀素有“一淀水,一淀银,一寸芦苇,一寸金”之誉。白洋淀芦苇历史悠久,早在北宋《太平寰宇记》中已有记载:“淀中有蒲柳,多葭苇”。芦苇是白洋淀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作物,以皮白质佳素负盛名,经济价值颇高,有“铁杆庄稼,寸苇寸金”之说,苇子可造纸、织蓆、打箔、编篓、打帘、和制作苇制工艺品。白洋淀人赋予芦苇艺术之魂,制作出了美轮美奂的芦苇工艺画。

抗日战争时期,人称“水上飞将军”的雁翎队,在淀泊相连、苇壕纵横的白洋淀上,神出鬼没,令敌人闻风丧胆。雁翎队在抗战时期与敌人交战70余次,击毙、俘获了日伪军近千人,缴获大量军火和军用物资,被称为“淀上神兵”。雁翎队还成为众多小说、连环画、影视剧的描绘对象,成为抗战文艺经典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雁翎队开创了平原游击战的先河,丰富了我党抗战时期“游击战争”的理论和实践。

水秀人灵的白洋淀,还孕育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文学群体。众多革命文艺工作者,以抗日战争历史为题材,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如《新儿女英雄传》《风云初记》《荷花淀》《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等脍炙人口、享誉全国的文学作品。“荷花淀派”的突出特点是,用浪漫主义的笔调描写艰苦的革命斗争,语言清新质朴,描写细腻真实,开创了抗日文学“诗意小说”的新境界。

白洋淀不仅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养育了雄安儿女,同时也孕育了别具风情的北国水乡民俗文化。淀区渔民无论是服饰、饮食、出行、民居、婚丧礼仪等方面均与非淀区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民俗原生态极具保护、利用价值。淀区的芦苇画、造船技艺等特色非遗技艺项目,展现了这一区域劳动人民的卓越文化创造力和匠人精神。

文化传承任重道远

新区建设在文化上不能作出牺牲和让渡。文化、文脉一旦破坏,就很难修复

雄安新区定位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重点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转移。庞大的机构、人员涌入雄安新区,文化的多元化影响因素需要积极引导和融合。雄安历史文化中的开放包容、厚重大度的文化精神无疑可以增添文化凝聚力。自然生态与民俗生态相融的独特的白洋淀文化,又能够给新居民增添美好的吸引力。

生活在雄安地区的人民祖祖辈辈以农桑、牧渔为业,形成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以颜李学派和孙奇逢为代表的求实力行精神影响悠久,助力这里的人民脚踏实地、不尚空谈。雄安新区建设需要这样的不尚空谈、务求实效、勇于进取的实干精神。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环境,诞生不同的民俗。雄安地区农耕与游牧文明相融的北方水乡民俗,包括村落民居、服饰、民间工艺等,对于新区规划理念和建设城镇与乡村共生共荣的新型城区,都可以提供智慧,可以支持规划建设,注重保护、传承民俗生存环境,不仅彰显地域特有文化,还可以催生富民惠民的特色文化产业。特别是可以依托“华北明珠”——白洋淀创建非遗主题小镇,将有助于提升新区文化环境内涵,彰显水城共融的生态文化特色。

在雄安新区建设中,必须要注重文化传承,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经典建筑元素,同时结合区域文化、历史传承、时代要求,打造城市特色风貌。这里当然包括燕赵文化和雄安历史文化的元素和符号以及匠心文脉。雄安新区与深圳、浦东新区不同,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这一文化传承历经7000年绵延不断,脉络清晰。燕国考古发现的诸多珍贵建筑构件,宋辽时期的建筑风格都有许多特色,可供借鉴。新区建设在文化上不能作出牺牲和让渡。文化、文脉一旦破坏,就很难修复。

在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进程中,文化建设也将有崭新的长足发展,当然也必须贯彻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逐步形成兼容京津冀文化精神、富于时代风貌的新区文化。传承弘扬雄安地域优秀历史文化对于新区文化建设具有增强自信、厚植底蕴、强根固本的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刘志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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