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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藏唐三彩俑的“往事回译”


来源:澎湃新闻网

原标题:李晖︱大英博物馆藏唐三彩俑的“往事回译”大英博物馆百物展中的唐代三彩文官俑大英博物馆全球巡展项目“一百件文物中的世界史”,今年3月至5月在中国国

原标题:李晖︱大英博物馆藏唐三彩俑的“往事回译”

大英博物馆百物展中的唐代三彩文官俑

大英博物馆全球巡展项目“一百件文物中的世界史”,今年3月至5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并于6月至10月移至上海博物馆(更名为“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一时间观者如堵。陈列文物里有唐代三彩文官俑,系大英博物馆1936年从著名藏家乔治·尤摩弗普洛斯(George Eumorfopoulos,旧译猷莫伐蒲拉斯)手中整套收购的十三件陶俑之一,二十世纪初从洛阳“发现/获得”。围绕着它们的背景资料,在这次巡回展览前还引发了新的考证。相关发现不仅具有考古学方面的意义,更给上世纪初的中英文化交流与现代主义美学研究增添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

唐代三彩文官俑

关于这套三彩俑的来历,英国学者霍布森(R. L. Hobson)最早在1921年就已撰文说明。文章称,这套陶俑是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陈列的私人藏品,为尤氏近年所购,并且附有墓志拓片。霍布森引用拓片铭文的英译时,称译者为Mr. A. D. Waley。这位Waley先生,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汉学家、翻译家兼诗人亚瑟·戴维·韦利,当时供职于大英新设立的东方版画与绘画分部。

受经济大萧条影响,尤摩弗普洛斯从1934年开始将藏品低于市价售予大英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而拓片原件从此不知去向。根据韦利译文,墓主姓刘,字T’ing-hsün,是大唐故忠武将军、河南府与怀音府长。燕京大学的郑德坤与学者傅振伦在1933和1935年分别撰文提及这套藏品,称墓主为“刘氏(Liu T’ing-hsün)”和“刘定训(译音)Liu Ting-hsüen”。前大英馆长麦格雷戈(Neil MacGregor)在专著《一百件文物中的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Penguin,2010)里,已按照现代拼音写作Liu Tingxun。

《一百件文物中的世界史》

长期以来,大英博物馆的中文陈列资料皆把墓主名标识为“刘廷荀”。

然而,国博研究馆员霍宏伟在2015年参与编纂《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英国大英博物馆卷》时,却发现无法落实“刘廷荀”的确切史料。他根据刘氏卒年为“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这条线索,结合国内墓志文献著录与实物证据,最后得出结论:这位墓主应为刘庭训,“大唐故忠武将军、河南府、怀音府长、上折冲、上柱国”,历仕四朝(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墓志的原件现藏于河南省开封博物馆。陶俑制作时间下限为公元730年。被盗掘时间应为1907年夏至1908年底,也就是光绪年间汴洛铁路(陇海铁路前身)修筑至洛阳段这一时期(《大英博物馆藏一组唐代三彩俑来源追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4期)。

三彩俑英译墓志回译中文的失误

大英博物馆2017全球巡展的中文宣传资料里,上述文物已经更名为“唐代刘庭训墓三彩文官俑”,但墓主身份仍依照韦利最初的英译General of the Chung-wu Army,Lieutenant of Honan Fu and Huai-yin Fu,Privy Councillor,回译为“忠武将军、河南道与淮南道校尉以及中央枢密使”。

对照墓志原文,可以发现回译里的三处失误:

一、 “河南府”、“怀音府”的“府”,皆误译为“道”。

唐代的河南道,包括一府二十九州,辖区为当今豫鲁两省黄河故道以南、苏皖两省淮河以北地区。其中河南府以洛阳为治所,以下又设三十九府。两个“府”与“道”的差别都很大。

二、“怀音”误译为“淮南”。

根据霍宏伟考证,刘庭训曾任太平公主府典军,在太平公主及其党羽被剿除后,不仅未受株连,反而被加封为忠武将军,任崇信、怀音二府长,上折冲都尉。“崇信府驻地不详,怀音府属于河南府下设三十九府之一,位于隋唐洛阳城洛南里坊区内的宣教坊”。回译者可能将Huai-yin误解为“淮阴”,然后又改为“淮南”。

单凭英译文,确实很难断定Lieutenant的对应词是“府长”这个官职。但“府”与“道”、“怀音”与“淮南”之误,不应该由韦利来背锅。

三、韦利把“上折冲、上柱国”分开处理为Privy Councillor和Chancellor,译法亦有待商榷(具体官职解释见霍宏伟文章)。但Privy Councillor不能处理成“枢密使”。即使没有实物铭文对照,也不可以。

因为唐代至宋代虽然都有枢密使这一名称,但唐朝枢密使是代宗永泰年间(765年)设立的宫内职务,由宦官担任,原先负责接受表奏和传达帝令,后来导致宦官专擅弄权。通常译为Palace Secretary;五代至宋,枢密院逐步成为统辖全国军政的官僚机构,对应的官职则译为Military Affairs Commissioner(见贺凯《中国古代官名词典》,北大出版社,2008年)。

韦利译文已标明墓主去世时间是728年,当时并没有“枢密使”这个名称。

经核对发现,这一整段错误的回译文字,来自新经典文化公司出品的《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中册第339页(新星出版社,2014年),即上文提到的前大英馆长麦格雷戈著作的中译本。

欧洲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物热

作为这套陶俑第一位有迹可寻的海外收藏者,尤摩弗普洛斯的兴趣对象起初为欧洲瓷器。随着二十世纪初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海外,他开始集中收购汉唐宋等早期藏品,并以品类丰富著称,其中陶瓷占了较大比重。1910年,伯灵顿美术俱乐部(Burlington Fine Arts Club)以其藏品为主,举办了中国早期陶瓷展览,让藏家、研究界和艺术爱好者集中领略明清之前的高古品味,促成了私人收藏者与公共机构以及霍布森这批专业学者的深入协作。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的展览目录里,尚未出现刘庭训墓葬品的记录。

1897年入职大英博物馆、此后从事专职研究四十余载的霍布森,是英国的远东陶瓷研究界继弗兰克斯(Augustus Franks)和布绍尔(Stephen W. Bushell)之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专业评鉴者。

霍布森

1919-21年,他在《伯灵顿鉴赏家杂志》(1948年开始更名为《伯灵顿杂志》)发表“尤摩弗普洛斯藏品”系列文章十一篇,末篇单独介绍了刘庭训墓三彩俑。霍布森后来又主编十一卷尤氏藏品专题丛书(1925-1928),并且撰写了前六卷。一至五卷内容是周朝到清朝陶瓷;第六卷是波斯和朝鲜陶瓷;七至九卷是叶慈(W. P. Yetts)的中国与朝鲜青铜器、雕塑、玉器、珠宝及杂器介绍。最后两卷“壁画与绘画”,由大英博物馆东方版画与绘画分部的负责人、诗人兼艺术史学家宾扬(Lawrence Binyon)撰写。1921年, 尤氏和霍布森等人联合创办东方陶瓷协会,进一步推动了从业余鉴赏向学术化研究的发展趋势。

二十世纪初的十余年间,正是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大肆收购中国文物的时期。这些文物来源不一,其中不乏劫掠所得。它们不仅包括欧洲传统较感兴趣的陶瓷器物,还有以往罕见的青铜器、壁画与书画等。这个突然兴起的收藏热潮,尤其是大量新盗掘的明器进入交易市场,与清末开始的铁路修建活动密切相关。

罗杰·弗莱

艺术评论家罗杰·弗莱(Roger Fry)依据当时欧洲收藏的中国器物,1925年开始主持编写《中国艺术:绘画、雕塑、陶瓷、织物、青铜器及次要艺术指南》(Chinese Art: An Introductory Handbook to Painting, Sculpture, Ceramics, Textiles, Bronze & Minor Arts,以下简称《中国艺术》)。负责撰写陶瓷部分的拉克罕姆(Bernard Rackham)坦承:二十世纪初中国的铁路开发,导致西方人深入内地,“工程作业给这片土地带来搅扰,最终促成了一种文化有形证据的荟萃。此前它们只能通过文献资源来了解”。他说西方鉴赏家确实像对待希腊和埃及文物一样,“劫掠”(plundering)这些器物,随后重点讨论了新近发现的易县罗汉像和刘庭训墓唐三彩俑。

《中国艺术:绘画、雕塑、陶瓷、织物、青铜器及次要艺术指南》

从时间轴来看,这与霍宏伟推测的盗掘时段吻合。

弗莱主持的《伯灵顿杂志》

不同年代和类型的中国文物如潮水般涌入,给西方收藏界带来了专业技术上的难题。大英博物馆割裂装裱《女史箴图》就是草率处理的失败例证。

除了年代鉴定、分类归档、保存展示等技术问题,这批新涌现的中国文物还带来了美学鉴赏的艰巨任务。弗莱在1935年版的《中国艺术》前言里说,这批古代艺术品风格类型的多样性和艺术元素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在“中国风”时期见到的明清器物,因此迫切需要整理与再审视这些材料。这项工作不仅应当采取“科学”态度和方法,还要结合审美分析,以便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美学模式。

弗莱是文化精英汇集的布鲁姆斯伯里圈的核心人物。他最初研究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艺术,受评论家莫雷利(Giovanni Morelli)的影响而强调“科学鉴赏”(scientific connoisseurship),后来兴趣转向现代艺术和东方美术。弗莱敦促艺术机构从收藏赏玩转向“科学鉴赏”,而相关专业化研究又促进了他本人美学体系的完备。弗莱的真正愿望,是通过艺术理论的重构,彻底消除维多利亚时期写实主义的消极影响。

《伯灵顿鉴赏家杂志》

谈到弗莱在英国文化界的深耕细作,就不得不提到他曾经幕后支持、后来又直接介入的一本重要杂志,即前文提到的《伯灵顿杂志》(以下简称《伯灵顿》)。杂志以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s)所在地伯灵顿宫(Burlington House)为名,1903年首刊。此前在英国还没有一份像这样专门研究古代艺术的严肃杂志。它以“科学鉴赏力”为宗旨,在发刊词里声称:“现代病症就是千篇一律。”杂志文章的涵盖范围从欧洲古典艺术拓展到现代和东方艺术,理论档次逐年提高。这种革新态度,深刻影响到英国此后几十年间对艺术史和经典的界定标准。

弗莱起初担任《伯灵顿》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在杂志陷入财务危机后又予以全力拯救。他与昔日好友布伦森(Bernard Berenson)在办刊导向上产生分歧决裂,对第二任主编霍尔姆斯(C. J. Holmes)则通力协助。他对欧洲新老画家和作品以及国内艺术购置行为频繁点评指摘,与美国资本界巨头J. P. 摩根一度过从甚密。当时英国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的政策举措不当,导致英国艺术旧藏不断流散到法国和美国,他又召集众人展开猛烈抨击。再加上与霍布森、韦利、宾扬这些体制内新锐批评家的良好互动,弗莱在艺术评论界的权威地位愈发巩固。

《伯灵顿杂志》的第一期文章“论东方织毯”,就表现出对东方题材的偏好。文章认为,波斯和中国织毯色彩丰富、线条典雅,尤其是手工制作产生的不规则纹样,超过了西方为机器编织而设计的刻板款式。现代主义美学家贝尔(Clive Bell)在1913年专著《艺术》(Art)里陈述其核心美学概念“有意义形式”(significant form)时,就运用了同一例证,并将其与文艺复兴巨匠乔托的作品相类比。1919年,他又给《伯灵顿》单独撰文陈述这一概念。

弗莱自1909年开始担任《伯灵顿》的主编。霍布森在同年开始为杂志介绍中国陶瓷,至1933年共计发表了六十篇文章。宾扬和叶慈等也经常在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韦利的“中国艺术哲学”系列文章共分九期刊登于此,后来单独结集成书。

1925年,杂志汇编的《中国艺术》初版因广受欢迎而脱销。1935年弗莱将其修订出版,序言是驻英公使郭泰祺的夫人写给《女王》杂志的一篇评论文章,主题围绕1935年底在伦敦召开、盛况空前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 标题为“四千年的中国艺术”——傅振伦正是因为参加了这次展览,才有缘得见刘庭训墓陶俑并且留下文字记载。《中国艺术》的主要作者包括弗莱、拉克罕姆、宾扬、喜仁龙(Osvald Sirén)等,并附有韦利对恽寿平的介绍文章。这本书到1952年已是第五次印刷。

上述撰稿者或是公共文化机构的关键人物,或是文化界具有革新意识的代表。他们的探讨争论,表明弗莱主导的这份杂志不仅是当时英国汉学的集结地,更是各类现代主义美学思想交汇碰撞的活跃场所。

[责任编辑: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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